2009年10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时任副会长何道峰与苏丹副总统、比尔特瓦苏组织主席塔哈夫人签署合作备忘录。

延伸的国际化之路

虽然成功迈出了国门，但要让公益项目在海外生根发芽，产生持续性效果，却是更加艰巨的课题。2013年，扶贫基金会发现，前两个阶段的对外援助，就如同撒哈拉沙漠里的雨水，影响并不持久。参照国际民间组织的做法，扶贫基金会开始尝试成立海外办公室。

根据预算，一个国家办公室运行下来可能得上百万，这个费用谁掏?基金会这种性质也掏不了。而要让一个员工在驻地安心工作，至少需要二三十万元成本。“二三十万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真不是个事儿，但对于我们慈善机构来说却是一个天大的数字。慈善组织的管理费不能超过10%的硬性要求，是最大的拦路虎。”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主任助理邹志强说。

“要想把这个办公室真正催生出来，就需要有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支持。”伍鹏表示。由政府购买援外项目是一条最可行路径。中国政府每年的对外援助规模都非常大，在2011年对索马里的援助中，由于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弱，国内公益组织在境外又缺乏实力，最后中国政府只好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采购粮食并分发给灾民。

然而，政府和企业的资金对于民间组织的独立性会产生某种牵制，因此，公众的捐款是最好的资金来源，更代表了公众对该机构宗旨的最大认同。

为了唤起公众的捐赠意识，扶贫基金会设立了独立的自主品牌“国际饥饿儿童营养餐”公益项目。邹志强来到民间公益最活跃的成都，希望借助公益机构的网络平台向社会推广该项目。在和当地媒体人及公益人交流的过程中，邹志强拿出了在非洲拍摄的饥饿儿童的照片，照片上凸着水肿大肚子的非洲儿童全身骨瘦如柴。

然而，交流的结果却并不乐观。当地媒体和同行告诉邹志强，本地还有很多穷孩子，如果能把这些孩子的问题解决好就算不错了。对此，邹志强感到十分遗憾与无奈。即便是媒体和业内人士也无法理解海外慈善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又何谈普通百姓。

在伍鹏看来，公益组织国际化的前期，只能寄望于和企业寻求平衡。“企业刚好和公益机构的宗旨是契合的，也想做这方面的事，但是中国民间组织的重心还是要放在公众上，唤起国民的国际化慈善意识，否则民间组织很难保证自身的独立性。”与扶贫基金会有过多次合作的国际美慈组织，其50%的资金就是来自公众，另外50%则来自于政府和企业。

缺乏资金支持，使得扶贫基金会的海外办事处迟迟不能落地，与此同时，扶贫基金会在海外的薄弱实力，也很难吸引到企业与之合作。

“我们的国际化之路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会考虑你的实力综合判断。所以我们首先要在海外扎下根来，成立一个办公室，就会形成一个磁场效应。如果以年费的性质，每家捐一点，同时我们在国内公共领域再筹一点，两方面若能达到50%对50%的比例的话，那就非常不错了。”伍鹏说。

志愿者派遣也是国际化路途上的一大难题。在苏丹阿布欧舍友谊医院项目中，扶贫基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在社会上招募到合适的医生到援建医院做志愿服务。在中国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医生如果离开半年或一年，回来以后，之前的待遇将很难得到保障。

现在，扶贫基金会在苏丹有一个长期的留学生志愿者，专门负责协调关系、配合调研和考察等具体工作。“眼下有个好的现象是，一群热心公益的留学生帮了我们很多。比如我想上网找肯尼亚教育类的资料，由于互联网管理限制，有时可能需要‘翻墙’，而且我英文也不熟练。而他们一下子就把我要的资料发过来了，而且特别精准到位。他们有他们的圈子，一呼就有人应，大家都是义务帮忙。”伍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