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赌博组织灰色利益链:庄家抽成放贷坐收暴利

以赌为乐助涨歪风邪气 法规滞后成治赌“短板”

有关“以赌博为业”的表述是指以赌博所得为生活或挥霍的主要来源，但在司法实践中，“以赌博为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认定标准，也很少有人因“以赌博为业”而获刑。

天津、吉林、贵州等地的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分析认为，当前部分地区农村赌博活动之所以屡禁不止、屡打不绝，主要是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生活陋习延续难改为赌博活动提供了“社会土壤”。而不法分子为牟取暴利不惜铤而走险，赌博手法翻新及设赌局者反侦查逃避打击更是助涨农村赌博蔓延。同时，现行法规滞后、治理力度不强影响到依法打击农村赌博的效果。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有相当多的农民由于受农村地区历史文化影响，对赌博缺乏正确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以赌为乐”生活陋习，从而为农村赌博生存、发展提供了丰厚“土壤”。

记者还注意到，一些农民“乐赌不疲”，还有很多农民被“一夜暴富”所吸引，逐渐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贵州安顺农村一位老“赌徒”告诉记者，他曾亲眼看到一个青年农民在输光后，靠着现场借来的1万元高利贷当即赢回40万元。他说，赌博既可以让人一夜暴富，也可以使人一败涂地。一些农民抱着侥幸心理参与进去，初期可能尝点甜头，结果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甚至嗜赌成性。

此外，在法律层面，当前有关部门打击赌博犯罪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一些基层执法人员表示，目前相关法规建设滞后，导致依法打击农村赌博存在“短板”。

首先，有关“以赌博为业”的表述是指以赌博所得为生活或挥霍的主要来源，但在司法实践中，“以赌博为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认定标准，也很少有人因“以赌博为业”而获刑。

其次，有关司法解释对“聚众赌博”从人数和金额上做出了认定细则，但在实践中却遭遇种种尴尬。如“3人以上”的标准往往面临着“两人对赌，抽头渔利累计达到5000元以上，或赌资累计达到5万元以上”等情况，却不能认定是“聚众赌博”。

第三，对与赌博有关的涉赌人员惩罚细则不够明确，比如围绕聚众赌博而产生的接送、招引参赌人员，在赌场外盯梢望风、维持赌场秩序，帮助抽取费用、记账的专门人员，对这些外围人员的惩处，执法机关往往在法理和实践层面都面临很大困惑。

基层一些民警认为，当前法规侧重打击聚赌人员，对一般的参赌人员缺乏有效有力的处罚细则，这也是农村赌博有所抬头的一个原因。吉林、天津的一些执法人员表示，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对参赌人员执法机关只能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最多拘留15天，起不到真正的惩戒作用；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对罚款的执行缺乏有效强制措施，罚款往往很难收上来。

专家：治赌须先织密“法网”

对于当前农村赌博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势，一些基层干部群众、专家学者建议，通过完善立法织密“法网”、创新基层治理完善打击手段、探索征信体系建设等举措，把治赌作为农村基层法治建设的突破口，依法有效遏制这一社会毒瘤的发展蔓延。

完善法制建设提高违法成本

一些执法人员和专家学者认为，打击赌博犯罪关键要从法制建设入手，提高违法成本、消除法律盲区，通过织密法治“铁网”，提升打击赌博犯罪能力。

部分法学界人士建议，可参考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规定，适时设立“常习赌博罪”：一是加强对赌博犯罪新特点新动向的调查研究，把握赌博犯罪在农村地区发展、蔓延的内在规律。二是将打击赌博纳入基层法治建设，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适时设立“常习赌博罪”。三是针对“以赌博为业”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适度加大“常习赌博罪”适用力度，只要犯罪嫌疑人屡教不改、反复涉赌，即可参照执行。

天津、贵州一些执法人员建议，根据基层司法实践情况，将“聚众赌博”认定门槛由“3人以上”降低至“2人以上”；以“聚众赌博”涵盖“开设赌场”概念，直接将量刑年限改为情节严重的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配以其他惩处措施，以此提高执法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吉林长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负责人李文贵建议，以刑法补充条款或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赌博犯罪的具体标准，对构成赌博犯罪的细节明晰界定，特别是对为赌博提供服务的涉赌人员，如提供场所、望风放哨、餐饮接送等外围人员，完善和明晰相关惩处措施，以增强执法实践中的打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