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批罚款乱象:餐馆老板用异地盐被罚200元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杜绝“罚完再犯”，提高违规的潜在成本更有效

“我们倡导以人为本，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莫于川认为，随着时代变迁，以及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罚款作为一种很重的损益性手段，应当备而不用、尽量少用，“光靠罚，罚不出一个好的秩序。要使社会面貌得到更长久的改善、违法行为得到更根本的遏制，则要在罚款之外，再想些别的招数。”

“10年前，北京好多市民还没有排队上车的习惯；但是奥运会之前，每个月都有排队日，每个公交和地铁站点都有志愿者、执勤人员引导大家排队，那之后，市民逐渐养成了排队上车的习惯，秩序越来越好。”在程文浩看来，人的行为是可以被改变的，良好习惯的养成，有时固然要靠“禁”，但更多要靠教育与引导，“罚款不是唯一手段，用正面激励而非负面惩罚有时会更有效。”

程文浩又举了一个例子：司机在北京开车时不敢闯红灯，因为一旦违法，不仅会被罚款，还会被扣分，罚款可能就是几百元的支出，但是扣分有可能中止司机继续开车的权利。在这个例子中，扣分显然能起到比单纯罚款更好的威慑效果。同样道理，为什么在很多发达国家，人们搭乘公共交通时轻易不敢逃票？是因为这个“污点”会进入个人的信用记录，影响当事人将来应聘工作、申请银行贷款等。“这些后续的潜在的违法成本，要远远大于一次性罚款所导致的经济成本。”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罚款之外有没有更多潜在的成本。”程文浩认为，由于没有成熟健全的信用体系作保障，现在往往是缴纳罚款、付出一次性成本之后，就可以安全退出，甚至可以继续违法，“要发展市场经济、走上现代社会，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当务之急、必经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