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办好人民满意的医疗服务

第二、要实现更好的医疗保险制度。现在我们虽然说，应保尽保，全覆盖了。但是，现在每一种级别之间的待遇相差很大，领导有领导的，不同级别的领导有不同级别领导的，然后我们有企业、职工的，有机关、事业单位的，有居民的，还有城镇居民的，有农村居民的。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也不是这样。分类的越多，制度可能公平性就越差。所以，未来医疗保险领域，我觉得着重的就是要合并同类项，很多地方的领导，很多省里的卫生厅长都说，我们应保尽保，工作中好像没有改进的空间了，没有创新的空间了，我们就出来这样一个瓶颈，所以就是一个idea的问题，就是一个思路的问题。

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学生，硕士到日本读了一个博士，留在医桥大学当老师，就当一个助教，他上班第一天拿一个医保的表，让他填自己的医保，他是劳动者连带家庭的保险，说你们家还有谁没保？他说还有我爸没保，他妈在北京，日本也给保。我们现在不同省，不同市之间医保关系的转换非常困难，就是我们的心还不大。所以，他妈原来没有参加北京的医保，现在参加日本的医保，在北京看病，在公立医院看病，日本报销。

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们就是分类。我记得我们家以前也是央企的，60年代，我们家我父母正式职工，我们家的家庭看病都是职工连带家庭的，现在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搞那么多，分的很细，然后增加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的不公平。未来我觉得合并城乡的，然后职工和居民的打通，一起共网，我觉得未来就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不做到这一点，恐怕很难提高制度满意度。所以，什么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真正以人为本，以所有人为本，我们到省里，说以人为本以谁为本？以所有人为本，以外地人为本，以最穷的人为本，我们不是，我们是以本地人为本，以本地的强势人为本。所以，以人为本未来还要更加全面，所以医疗保险制度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医药卫生服务改善也有很大的空间。我老婆在德国留学六年，我陪了六年，德国没有这么看病的。回来有一次参加会议，我也这么提。第一、做手术，没有说要家属签字的，本人清醒，本人签字，本人不清醒，医院给做手术，这牵扯一个责任的问题。比如我说美国驻中国使馆，做大手术要回到本土，他说我们现在法律体系对患者不利。为什么说你签字非要那么签呢？我问一个副部长，能不能变？副部长说，医患关系这么紧张，不能动，我理解，没关系，慢慢来。

那一个人去医院做手术，现在要交多少钱。看一个感冒，你要挂号，你要化验，你要验血，要验便，要皮试、打针。国外都是先绑架保险公司，不用交一分钱，比如我们家在德国的医生诊所那儿看，不用交一分钱，医生看不了，转到医院去看，不用交一分钱，不用你排队，挂号，打电话就行，为什么很多医院，只有本人才去看那个病？你报你的保险号就行了。用电话预约就行了，为什么有的人四五点钟就排队，到七点半，号都挂完了，全世界没有这样看病的。我就说挂号难就解决不了。国外坐火车，都是自己买了票直接上火车，上火车就验票，我们的程序都是电脑。你坐火车，你要没票，你补票，你没票，就属于逃票行为。

所以，现在老龄化，全世界医院这么多人，像农贸市场一样。我自己看，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的医院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这些院长陪着我们看很高兴，都是来送钱的，那么多人，跟农贸市场似的，跟百货大厦似的，跟30年前北京的百货大楼一样。所以，国外看病是分诊的，小病就是诊所看，我们家在德国就是三个诊所，一个就是全科医生，一个就是牙医，再一个就是妇产科。看不了就转院。我们不是看病难，我们是看病太不容易。在德国今天早上感冒了，忍一忍，到12点要去看病，说今天没有位置，没有号，明天上午10：00来看，不用去挂号。你就得忍着，你什么病跟大夫说清楚，大夫说出不了人命，你就得忍着，不能动不动就抱着孩子上一个三甲。所以，看病难就没有分级诊疗，没有严格执行转院的规定。

现在说我们的医保费用，个人和单位交的多了，每年有节余，节余怎么办？就提高大病报销的上限。但是，在国外，我们家亲戚去国外做手术的时候，一个人去都可以做，不用任何人，他都给你提供服务，我们家在德国买的是最普通的保险，我们要家属在手术室门口等着，还要从病房的床上，抱到进手术室的床上。50年代我们有阶级，我们讲阶级感情，没阶级了，感情也没有了。这些都深刻的阐释了。

所以说国外医保，包括护工，不是医院要你请的。所以，现在个人和单位交的医疗保险费用不要轻易的下降，就是把住院的护理全包进去，包括吃饭，国外医院不用你送饭，都是普通保险全包的，这里边就有改善的空间。所以说，创新关键还得有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