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娱乐空间塑造市民品格

大众文化娱乐空间塑造市民品格。作为一个重要平台，汉口民众乐园为日益增长的市民政治表达、救灾济困等公共利益诉求、公共舆论的发展提供了从设施到公众聚集等多方面的起码条件（傅才武：《中国近代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与公共领域的生成——以汉口为中心的研究》，《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各类组织利用民众乐园召开各种会议，吸引民众关注、参与公众事务。例如，捕蝇委员会曾在此开展为期三天的筹资游艺活动，会场“满布彩灯及关于捕蝇防疫、引人注重卫生之种种标语”（《汉口中山日报》1928年7月12日），警醒市民保护公共环境；市政宣传周亦曾在此开展，“由各局处派职员一人，在询问处答覆市民询问”（《汉口中山日报》1929年3月22日），鼓励市民参与城市建设。这些活动中的体会、参与有利于塑造人们关注时事、热心公共事务的品格，增强了市民社会责任感。

在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空间时常呈现出都市政治脸谱的情态，文娱舞台频繁上演着各种政治演出。第一次北伐战争期间，汉口民众乐园不仅成为唤起民众反帝反军阀革命热情和支援北伐战争的阵地，也是国共两党齐心创造和谐政治环境的舞台。国共两党通过对“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的广泛宣传与利用，“建构了一套有利于自身行为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并由此将其作为发动‘北伐’的内在逻辑之一”（王建伟：《北伐前后的另一面相：奉、皖等系的“反赤化”宣传》，《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汉口民众乐园积极响应革命，营造振奋热烈的革命氛围，举行多次大型宣传、组织活动，鼓舞群众进行斗争，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忱，刺激了革命的深入发展，发挥了较好的社会动员功效。整个北伐战争时期，汉口民众乐园脱离了作为文娱空间的本色，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色彩。这里既举行各种各样的济弱赈灾义演和政治募捐，又有表彰城市英烈的追悼大会；既有孙中山诞辰、逝世周年纪念及奉安典礼，又有民国成立日纪念大会；既有各种惨案和国耻日的沉痛追忆，又有革命誓师和胜利的隆重纪念；军民同乐、劳工神圣、反帝示威等活动中，汉口民众乐园常常占据着武汉政治舞台的中心。这表明，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时常成为政治话语的表达场域，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

备受市民青睐的城市大众文化娱乐空间既提供娱乐消费，又惹是生非，是动荡时期社会冲突的聚集之地。随着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加之本埠失业人口众多，良莠混杂，各种盗匪汇聚从事暴力犯罪现象比较突出。民众乐园作为都市社会的一个缩影，尤其容易成为藏污纳垢之所，其间鸦片盛行，赌博泛滥，淫秽表演以及偷、抢、杀等社会乱象不时出现。不少小贩、杂役在乐园里谋生活，他们因迫于生计不得不低声下气，时常遭受富贵者的白眼甚至欺辱，更加浓缩地反映了近代城市贫富悬殊、人情冷暖的众生图。园里因争执手巾、茶壶、座位等琐事引发的“闹剧”层出不穷，游人破坏公共秩序的粗鄙言行屡禁不止，也暴露出近代城市发展中人文素质和有序管理等方面的滞后。

总之，近代大众文化娱乐空间与都市社会构成同步互动、互为表里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变迁的风向标，后者是前者展演的内在背景。城市社会的成长为综合性文娱中心的产生培植了土壤，并为其变化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和舆论背景。综合性文娱空间的兴衰则表征着都市现代化、商业化、城市化的程度，折射出都市生活的活力以及都市政治生态变迁。在一定意义上，大众文化娱乐空间还是城市声望和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乃至成为城市的又一个符号和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