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俗语，说：到了北京方知道官有多小，到了东北方知道酒量有多孬，到了深圳方知道钱有多少。我说，到了古城建水，方知道什么叫清逸玄远，什么叫钟毓灵秀。
这座头枕哀牢听啸吼、尾摆红河濯碧水的小城，对我而言，就像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似的，翻亦无尽，灵息无穷。
它两千多年前为楚汉之地，公元810年，南诏政权在此筑城。它保留着从远古到近代数目众多的文物古迹，既有新时器时代的出土文物，又有各个朝代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壁画，还有宋、元、明、清时期的大量古建筑，尤其元代建筑，多达数十处。而朱家花园、张家花园布局严谨，幽雅别致，装饰考究、独具特色的民居，更是世所著称。这些个文物古迹在建水这状似四合院的大院中不规则地星罗棋布，竟好似一个宠大的天然建筑博物馆，于无言之中展示着一个城市光辉灿烂、历史悠久的文化史、文明史。
我知道，文化是有魔力的。张继一首《枫桥夜泊》，使姑苏城外的寒山寺盛名千载。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使本属平凡的楼阁咏吟五册。孙髯翁的一副187字长联，使昆明大观楼万众瞩目。这或许是一种精神，也或许是一种民族气。从有小天安门之称的朝阳楼，到完全按曲阜孔庙设计建造的文庙，再到洒有中原工匠汗水的指林寺，我却怀疑了。在众多物质遗存的后面存在着的临安的精神是什么样的呢？这远离中原文化地处史称“蛮荒”之地的古城，又是谁运用文明的锄头，垒起这厚厚的红土高原之上的汉儒文化厚重感？
临安是旧称，为避免与浙江省的临安市混淆，才改称为建水的。古时，又称步头、巴甸。汉代属益州郡毋掇县地，西晋属宁州兴古郡，唐代前期为南宁州总管府所辖。关于临安一名的由来，传说五种说法。一说“沐萸开滇”后，朱元璋下旨“抽调十万富户填实云南”，其中有部分富裕的浙江人。因历史上杭州也称临安，到建水后思乡心切的浙江人便把建水也称临安了。二说元朝时在此设临安卫，遂称建水为临安。三说建水古代曾是一个大草海子，其形与杭州西湖相似，故称。四说元置建水州，清改建水县，均取兴修水利之意，但历经数百年水患未不除，水利未兴，遂改临安县，意为“临时苟安”。五说元宪宗二年（1252）6月，远在大草原的蒙可汗命忽必烈征云南，四年（1254）冬，忽必烈由大理班师，留大将兀良合台“平未附者”。至元元年（1264）云南爆发“众三十万”的舍利畏起义。八年（1271）都元帅宝合丁与行六部尚书阔阔带合谋毒死云南王忽哥赤（忽必烈五子）。忽必烈遂选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为大臣，封为“平章政事”，到云南建立了行省。据说赛典赤临行前曾被元世祖忽必烈召见。忽必烈御美肴对这位壮汉说：“谕赛典赤曰：云南联尝亲临，皆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云南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赛典赤被寄予了很厚的期望的。
元十三年（1276）赛典赤在云南建省、府、州、县，将原置的南、中、北三路改置为中庆路、武定路、普安路、曲靖路、广西路、澄江路、临安路、元江路等行政区划。其中选用了忽必烈谕文中的“临”“安”二字，作为由南路改置的路名，并将云南的政治中心由大理移至中庆（昆明）。
明洪武十五年（1382），临安路改置为临安府，府治改置于建水州城（原在通海）。清沿袭明旧制，直到宣统三年（1911），临安府共存在了529年。由于人们对临安府（行政区划）与临安府治（首府所在地）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常常把临安府治简称为临安府了。
第五种说载于有关史书，应该是可信的。元世祖忽必烈亲临过云南，并且从心里畏惧“远人”造反。赛典赤拍皇帝的马屁，取富有长治久安之义的“临安”为路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不是临安人，户口簿籍贯一栏中明白无误地写着“山东”二字。但当我融入临安，看到街两边黑漆剥落的门楣，看到暗红色染着片片青苔的砖墙和檐前抖索几茎衰草的伞型瓦顶，我心里总是莫名的激动。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深远莫测的背景，这背景之中蕴藏了一种视觉中不可多得的古老文化和悠长岁月。这其中未免有几分的苍凉，但是还好，这正和了那种叫苍古的美。
在建水文化的整个大背景中，匾额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旧时的建筑多是讲究匾额的，其重要性就如一件艺术品最后的点睛之笔，少了这一笔就没有精气神了。朝阳楼上的“飞霞流云”，据说是草圣张旭的手笔，当然张旭没来过临安，是临安的才子们将张旭的字分别拓上去制成的。“雄镇东南”却是出于石屏人涂晫的亲笔，同样的行云流水，放荡无羁。
文庙是临安匾额的重要聚集地，而“先师庙”一匾，尤其别具一格。这三个字是清代府官王文治的亲笔，一笔一画，遒劲雄浑，与先师庙浑然为一体，情符，景符，形亦符。
据说题匾一般是名流政要们的事，但挂在燕子洞的匾，又多是普通百姓的架构。蓬荜生辉是谈不上的，但背后却蕴含了几多生命的张扬。远去求学、求子求财，这是燕子洞匾文化的最初目的。但是挂的过程，却是人与自然的超常规较量。有时候，匾挂上去了，人却从悬崖上掉下来。从这一角度而言，匾文化是带着血色的。当然，燕子洞的匾并不尽是粗陋之作，楚图南的“燕子洞”三字多少让这古老的溶洞受宠若惊了。
能成为临安古文明背景的，还有青石老街。我有一张照片，是站在临安的青石老街上照的，我视之为珍贵。因为在现实里，这样的青石老街正迅速消失，人们以多种多样的手段筹集资金，以期用水泥取代石头。当农耕文明消失了，我不知道临安还可否称为古城？幸好现在还未消失，我一有机会便去感受青石老街的苍古。我喜欢这些古拙的石头铺成的老街，走在上边的感觉真的是蛮好。
能成为临安古文明背景的，还有陶。《周书》说：“神农耕而作陶”，《通鉴》说：“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史记》说：“舜陶于河滨”。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几千年的古文明史，其实就是陶器的发展史。而在临安，陶器是伴着本土文化而发展的。“宋有青瓷，元有青花，明有粗陶，清有紫陶”。而在近代，有了汽锅和专供吸大烟的陶烟斗。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同毛泽东历史性的握手后，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津津有味地品尝了一道名菜：建水紫陶汽锅烹制的汽锅鸡。
女诗人兼建筑学家的林徽因对建水陶艺也是情有独钟的。1940年，林徽因居住在昆明龙头村。与之一河之隔的瓦窑村，是一个陶器业十分发达的乡村。几乎是每天，林徽因都要到那半原始的作坊去看临安来的师傅作陶坯，一看就是几小时。然后沿着长着高高的桉树的长堤，在黄昏中慢慢走回家。她知道建水陶是有名的，还知道建水产的碗花石曾远销瓷都景德镇，作为绘制青花瓷器的颜料。并了解到，重修于明景泰五年（1454）的文庙棂星门，其屋脊上便装饰了本地产的蟠龙青花瓷罩。该罩直径40厘米，高80厘米，罩顶雕有蟠曲的青龙，龙下绘有云纹、海水纹和花卉图案，是集金石、书画、镌刻于一体的名品。林徽因还知道，建水陶其实是与宜兴陶、钦州陶、荣昌陶齐名的四大名陶之一。
我知道陶之中也是有故事的，但我无从挖掘。黄昏中走上残破的碗窑古遗址，只感觉有点儿悲怆。便想象自己是一只鸟儿，可以凌空掠过这宽阔的时间、空间。鸟儿征服自然，可以飞，人类征服自然，靠的只是智慧和创造。因而我可以说，这古窑，足可以成为一部史话，人与自然、原始与文明的史话。
临安人杰地灵，因常吃沙莜而练就了一副好嗓子，人称“沙莜腔”。在一次旅游节的燕子洞中，姑娘们就亮了几嗓子。她们唱道：“一个老媪媪，提着豆腐干，拿着韭菜花，上了东门坡……”每句词的后一字，韵母音是建水方言的“er"，串起来听，像小溪流水，叮叮咚咚，别一番风味。
因了这种人杰地灵，临安有了很沉很重的文化积淀。据说，临安本来是能出皇帝的，但没有出，原因在于朝阳楼比天安门高了一层，早修了28年，把龙脉给压住了。而朝阳楼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两个修城将军比赛的结果。明洪武年间，大将金朝兴平定了临安后，下令修筑临安卫城。负责东门的将军因东门修的比西门低，被砍了头。新遣派的东门负责人唯恐覆前任之辙，就把东门楼多修高了一层，这就是为什么临安四道门楼，唯东门最高的原因。据传说负责西门的将军因比不过东门，也被杀掉了。
我觉得，临安文化中最富情趣的，还是那些木雕的窗。据说，过去，临安的大街小街全是清代跳楼式的店面，楼上是一扇扇雕镌精美的古窗。朱家花园、张家花园等民居的古窗，更是千姿百态。有推拉窗，有掀落窗，有半墙短隔，也有落地长窗，每一扇窗都凝聚着古城几百年的古秀琦美的风格，闪烁着一个特定时代的风韵。
彼德莱尔说：“在日光中所见的，常不及在窗玻璃背后所演的更有趣。”因为每扇窗户里均有人活着，梦着，演绎着人生的悲苦酸甜，所有的窗户都开向人的心灵深处。
昨天已融进了历史，小城的古窗好像全淹没在当代经济大潮里了，那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成几何形的华楼美厦，代替了秦砖汉瓦堆砌的双坡顶古屋，一扇扇排列整齐、色彩繁多的铝合金玻璃大窗，代替了空灵秀美的窗棂，古城从窗口泄出了一丝现代气息。
漫步临安街头，想昨天古城的古窗，竟泪凝两腮，百感交集。俗话说，眼是心灵之窗，窗是房屋之眼，这古窗不也是古城的一扇扇窗户么？从中我看到了古城的文化纵深，看到那长长的一座城市的灵魂史。
(责任编辑： 黄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