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讯（张敏）2016年12月28日，“北大央企论坛”第四期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成功举办。本期论坛以“环境·责任·转型——绿色发展与清洁能源之路”为主题，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战略支持，经济观察报、凯迪网、新浪网、新浪微博全程协办。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贾爱林院长、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史丹副所长、中国石油大学刘毅军教授分别围绕我国天然气的发展情况做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以下为三位嘉宾精彩发言。

贾爱林：我国能源结构调整为天然气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图为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贾爱林院长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贾爱林院长在发言中指出，在国家倡导绿色能源的背景下，中国石油积极发展天然气开发，国家能源结构供给侧改革为天然气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也给天然气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保障天然气的稳定供应是今后发展的长期方向。从能源供给侧改革分析，加快发展天然气势在必行。与世界能源消费大国相比，我国清洁能源占比较低，煤炭比例63%左右，石油18%，天然气6%左右。我们气候条件，空气污染，清洁能源的需求，应对气候的变化，对天然气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务院办公厅在能源战略中也明确提出，到202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耗的比例要达10%，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天然气的消费量要增加300亿方以上，我们天然气的消耗要增加1000亿方以上。整个能源消耗中，天然气的消耗2020年要达到3600亿方，发展天然气是大的趋势。

另外，他还说道，中石油最近十几年天然气储量和产量快速增长，引领我国成为天然气生产大国，中石油每年4000亿方以上，2016年是5621亿，累计9万亿。我们2005年只有365亿方，今年是980亿方，明年可能要过1000亿立方，天然气产量占全国的70%左右。同时，十年的发展中石油引领我国天然气的产业，中石油为我国贡献70%，我国天然气产量从2005年的世界第15位上升到了第6位。

贾爱林院长还指出，依靠自主创新，中石油勘探了六类气藏，开发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低渗致密，第二是高压凝析气，第三是碳酸盐，第四是疏松砂岩，第五是火山岩，第六是高含硫。所以，我国的资源都在开发复杂类型的气藏，常规气藏在国内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同时，中石油形成了鄂尔多斯、四川、塔里木、青海四大生产基地，占我国总产量的90%左右。积极探索新领域，推动非常规天然气规模发展。现在主要是三类，一个是致密气，一个是页岩气，一个是煤层气。煤层气由于生产周期长，增加产量的难度比较大，我们中国石油每年增加1亿方，井数是很多。同时中石油构建了我国天然气工业体系、保障能力不断增强。进口管道气全部由中国石油运营，已建和规划在建的天然气管道规模是非常大的。

史丹：加快天然气价格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图为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史丹副所长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史丹副所长在发言中强调，要实现天然气发展的战略目标，当前必须要加快天然气价格体制的改革，加快天然气资源的开发，推进天然气发展。

第一，加快天然气和能源价格体系的改革关系到我们当前和未来的发展。要使天然气增加竞争力，不仅仅要改天然气，而且要改其他的能源，比如煤炭和石油。如果对环境影响大，我们要通过征收碳税，推行碳交易，使高污染的能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增加天然气的竞争力；还要实行峰谷差的气价和季节性的价格，用价格调整供需关系，消峰填谷，用价格来进行调整，平稳供需关系；还要制订科学合理的不同环节的天然气价格的成本分摊机制，比如说我们的应急设施，储备设施，都要计算到天然气的价格当中去，就是上、中、下游成本的分配。还要解决民用天然气和公用天然气的交叉补贴问题，民用天然气的价格相对国外来说，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建议可以适当的提高。

第二，加强资源勘探，管网建设。天然气的供给成本比较高，我们当时在气价比较高或者为了保证天然气的供应的情况下，签订了价格比较高的长期协议。如果说加强我们本国资源的开发，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需要加强对天然气的开发投入，引入不同的战略投资者和社会资本。另外，天然气的销售，市场规模是由管网所决定的，管网延伸到哪儿，才能开发到哪儿，必须要加快对管网的建设。这样就有一个保供的问题，要分清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政府是不能经营企业的，你不能利用政府地位进行买卖，这在有关法律当中是有规定的，如果政府代替国家，只可以负责战略储备，上游企业负责季节性的调峰。还有一点，气体来源比较多，管道气，LNG等等，这些质量热值都是不一样的，销售过程中也会影响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在气价上，计量的方式上也要改革。在市场竞争中，最基本的东西在于计量，计量如果不公平合理，价格再完备，也是不合理的。

第三，实现燃料替代，有序发展天然气发电。要想扩大天然气的市场空间，就是用天然气替代煤炭，我国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天然气发电的价格承受力是非常低的，现在天然气发电，很多电场都处在关停的阶段。要解决我们国家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必须要走这条路。有序的发展天然气，我们需要的政策措施，一个是要制订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严格的执法；一个是我们要在天然气发电的设备进口过程中，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比如关税等等，加大技术方面的投入，降低我国天然气发电的成本；另外，把天然气价格和发电上网的价格形成很好的联动机制，推进天然气电力市场化的改革。

刘毅军：中国天然气产业链结构改革的约束和路径

图为中国石油大学刘毅军教授

中国石油大学刘毅军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关于我国天然气产业链结构改革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结构改革和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关系，按照不同指标，一般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就价格改革来讲，我们的初级阶段主要是80年代，从我们产业链发展来讲，划分成三个阶段，引路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中间有一个过度。我们从价格改革来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让价格发挥作用，比如说我们垢病的分类定价，当时是市场化的想法，把容易干的先做起来。

刘毅军教授还带领大家回顾了2005年到2015年，十年的时间做的一些东西。他指出，这十年是伴随着中国天然气产业链以2004年底全线投入，商业运行为标志，进入了我们国家产业链快速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当时政府的想法是希望能够把天然气和替代能源进行挂钩，政府模拟市场来调整价格。但是当时天然气的价格相对来讲比较低，和其他的替代能源建立合理的比价关系。然后看其他能源，那些能源有现货市场，而天然气在我们国家不具备，必须要看替代能源的价格调整办法。

2005年起开始进入了市场化的中级阶段，也可以说明确我们国家要进行搞天然气价格的市场化改革，这是从2005年开始的。在开始的时候，跟其他能源建立合理的比价关系，看其他能源的变化而调整，最初建立我们叫理想的起步价，从门站开始做起。当时是希望有一个基准价格，允许进行波动，后来做了改变。2005年以后一直坚持这件事，到2010年的时候仍然是坚持这样一个做法。到2011年的时候，在广东、广西试点，采取了门站的方法，而且做了最高限价的方法，特别是到2013年把这个做法推广到全国。价格主要的部分是基准价格的办法，由出厂的基准价格转向了门站最高限价的办法。当然，也没有忘记放开一部分，比如页岩气、煤层气，2014年以后供求形势发生的变化，当气价放开的时候是容易起到引领作用的，但是随着2014年形势的剧变，压住了价格，平均来看，2015年以后每天有1亿的生产能力是过剩的。当然，夏天和冬天是不一样的，主要是积压在夏天。所以出现了生产企业减少投资，限制产能，包括进口的气进行专卖的方式。理想起步价在门站是2013年开始，经过2014年、2015年，连续三年的工作，完成了基本的动作，建立了理想起步价。因为原来的欠账比较多，都是往上涨的，包括2015年2月份的存量期，也是往上涨的，虽然人们会说每当改革的时候都是涨价，甚至有些说法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涨价，从外部环境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说法。当然，老百姓，或者商家，对此会有意见，因为谁用气也不希望高价。2016年整体上所有的气在11月份实现了联动，也是2005年改革以后，因为年初的时候增量气也有降价，但是大幅度整体降价是2015年以后。形势上挂钩的联动，因为当时的想法是一次到位，等到2017年再看，一直没有再动，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再动。

总结这十年，明确的价格市场化，是从2005年开始算起的，经过十年，门站建立了理想起步价，并且实现了价格联动，但是基本思路是政府模拟市场的路径，在这之后才开始转变基本思路。我们把这十年总结下来，到2015年底，我用“一大成就”，大幅度提高了天然气价格的市场化，我们可以看到价格的变化，这十年一直都在涨价，这样跟其他的替代能源比价，趋向更加合理。也建立了一些传导机制，尽管还不是特别顺畅，但是也建立了传导机制，比如价格上涨了，向汽车用户，甚至是居民用户，都能够建立一定的传导，居民用户传导性差一些，其他用户传导性强一些，建立了传导机制。

刘毅军还指出，十年中我们留下了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双轨制问题，或者叫多轨制问题。我们早的时候，双轨制一直都伴随着整个天然气的改革，80年代以后一直都有双轨制，只是表现不一样。比如说现在还有双轨制，居民的价格和非居民用气的价格，也是双轨的。至少到这届政府，在换届以前不会有重大的变化。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化肥的价格刚刚放开，这些都是多轨的表现。第二个问题就是捆绑定价，发改委今年做了管道定价的管理办法，做了一些改革，明年执行下来可能有所调整。但是整体上，现在门站的办法是生产加管道的成本作为内部的成本，捆绑的问题作为我们学校的学术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危害是很清晰的，它是经典的经济学问题，是有长期负作用的。第三个问题，管网定价偏高，刚才也看了一些数据方面的东西，我们也想改革，这十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甚至是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