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水权制度改革需跨“三重门”

我国现阶段水权制度改革的两大任务是水权确权和培育水市场。如何公平确权,让“卖水方”和“买水方”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搭建水权交易平台?政府和市场如何正确发挥“两手”作用?从全国多个试点省份的探索经验来看,推动这三大问题解决,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水权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

1重门:水资源“蛋糕”怎么切?

水权交易可以让水资源富集地区将节余的水资源卖出去,不仅能解决缺水地区之苦,还能给卖方带来经济收益,如何分配水资源“蛋糕”,被多方关注。

江西省水利厅水资源处处长谢元鉴说,江西省境内每年水资源量为1565亿立方米,国家给江西划定的水资源使用量目前是250亿立方米,只有江西水资源总量的约14%。“江西指标明显偏低,仅能满足自己需求,这样造成跨省交易空间很小,无法实现盈利。”

“水权交易,交易的不仅是水量,也包括水质。”谢元鉴认为,良好环境保护下的大量优质水资源无法进行跨省水权交易,对保护生态的省份是一种打击。跨省水权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用市场机制对生态保护良好地区的一种生态补偿举措。

但省际水量分配难以平衡,而且水权分配越到基层越具有复杂性,各方利益难以全面照顾,盲目推行水权分配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2重门:交易平台如何搭建?

河北省承德市作为北京、天津的重要水源地,累计投入资金322亿元进行水源综合治理工作,但承德市环保局负责人表示,承德每年得到的生态补偿远远满足不了支出。承德方面表示,以牺牲自身发展为代价保护水源,这些损失是现有补偿资金难以覆盖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谷树忠认为,如果在确权的基础上建立跨区域水权交易平台,通过公平议价的方式进行水权交易,这样的矛盾就会避免。

2014年1月,内蒙古水权收储转让中心成立,承担盟市间水权收储转让的具体工作。内蒙古水利厅水资源处副处长李彬说,水权收储转让中心的框架已经搭好,具体交易细则正在完善。对于闲置水权、结余水权都会有处置办法。“有关部门未来甚至可牵头进行跨省份水权转换,从国家层面盘活用水指标,探讨水市场理念。”他说。

3重门:政府角色如何定位?

水权交易实施后,当水资源可以作为商品自由参与到市场让渡之中,如何使双方在保证生态环境的前提条件下开展水资源转让成为关键。

“政府不应当是中介角色,而应当是监督者、是裁判员。”李晶说,水权改革是要放活水权市场,但不是放任,水市场的局限性需要政府弥补,尤其是水权不同于其他产权,政府要对交易秩序和公共利益实行风险防控。

河南省水利厅水政水资源处处长郭贵明介绍,在河南,转让方地下水开采超过总量控制指标或者地下水压采量未达到目标的,或者转让、受让方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不合格的,将核减交易水量或责令停止水量交易,直至地下水开采和压采达标。

他说,既要严格区域用水总量控制和地下水压采,防范“边超采边交易”现象,也要结合各地配套水厂工程建设进度和用水需求,促进节余水量合理流转。(记者吴锺昊、周楠、郭雅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