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中国当前经济问题和宏观调控谈

贺铿：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次论坛，并且让我们就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和宏观调控谈一点个人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实在是有点不大好谈，对于近一两年中国的经济，应该说我是一个相对谨慎的、乐观的人。可是近几个月，我感觉到我的谨慎和乐观可能有一点问题。我正在向一个比较担心的态度变化，我想谈以下几个观点。

经济下滑是从2010下半年开始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快五年了，应该说它应该是进入到好转和上升期。国际上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当然唱衰我们的比较多。前四五年就有，那是个别的，现在人数越来越多，他们有的是故意要唱衰我们，有的真是在研究一些问题。所以，对于他们研究的观点，使用的数字，有许多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那么，经济下滑四五年还没有好转，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很好的去思考。很可惜，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就此我谈一谈我的观点，也许未必是正确的，谨作为一家之言，给大家做个参考。

第一、谈谈我们经济下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改革开放36年来，我们的经济应该是很长时间都是快速的发展，而且比较健康，但是，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我们的下滑是慢慢下滑的，2010年下半年开始下滑，2011年就降到9.3%，2012年降到7.8%，到2014年7.4%。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的投资，由于过度的投资破坏了分配结构，就使得我们越来越不足，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实行积极财政，到现在已经18年了。这种积极的财政，而且伴随着宽松的货币，严重的扭曲了GDP分配比例。GDP的分配比例是有它的客观要求。全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GDP中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资本形成，一部分是最终消费。最终消费率在全世界平均65%，有的高于65%，有的略低一点。我们1997年GDP当中的最终消费率是62.9%，与世界平均数接近，应该说还是较正常的。1998年实行积极财政之后，一直到2010年开始进入下滑的这一年，我们的最终消费率降到4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9.5个百分点。在这样一种扭曲的分配比例关系之下，经济怎么拉得动，为生产而生产，为GDP而GDP。

那么，最终消费率为什么降到45.5%。最终消费分称三个部分，企业消费、政府消费，而主要部分是居民消费。我们的企业消费跟世界的比例差不太远。十多年中，也没有多大变化，我们的政府消费比世界一些国家高了一点，高的也不很多，一两个百分点。十几年来，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主要降的就是居民的消费。居民的消费为什么会降的这么多呢？因为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3到4个百分点，我们在高速增长的那些年当中，经济增长在11%到12%，我们的居民收入增长7%、8%。低3、4个百分点。这个低就说明了，我们创造的财富应该分配给劳动者的没有分足够，你没有足够，而消费购买力它是以收入为基础的。收入增长不快，购买力就不强，消费增长就慢。

第二个方面，经济增长还有一个重要的拉动，就是外需。我们的外贸到今天这个状况，不仅仅是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的货币政策过多的升值，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外贸不行、内需不行，你就是想GDP增长快，那怎么增长快？一开始我们只是说我们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只是钢铁、水泥这些过剩。现在看来，我们的产能过剩是全面的，由于需求跟不上，只有过剩。所以，这是我们经济为什么走向下滑这么一个原因。分配结构扭曲了，分配结构的另一部分是居民的收入分配也扭曲了，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的收入基尼系数在世界上是仅次于几个像巴西这样最高的国家，他们比我们略高一点，我们比美国、印度、俄国都高。居民的分配不均衡，差距大，这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定理，越不均匀，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小。越均衡，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大。

所以，我们虽然本来居民收入的增长就低，现在低的这一部分它用于消费的比例还小。因此，我们东西卖不动。这是问题的实质，我们得正视这个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太着急，我们许多问题的加重都是引到急处来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有一定的影响，采取一定的措施也是必要的，凯恩斯扩张很严重，当年的8%、9%没有保住，2008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应该说对我们的影响是间接的。我们又着急，一直说要“双防”，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一下来了个四万亿，急得很。

近几年，本来我们新的一届政府不应该急了，但我认为还是急了。我们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财政投入、货币的宽松比四万亿更四万亿。所以说，又急出了更多的问题。拿货币来讲，2007年，九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人行简直急的跳，说现在是流通性泛滥，要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要减少外贸的规模。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到36000亿美元，它现在不说流动性泛滥了，而是流动性不足，也不说严重的通货膨胀了，而是通货紧缩。

所以，我们的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的分析非常的混乱。也没有一个认真的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机制。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出现了盲目性，甚至是相反的，使得我们形成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搞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都说好，我也说它好，高速公路都修复了，高速铁路都修复了，机场高速都建了，多好啊。有人说，我们这些比美国还少了。但是，美国是在什么经济水平下，经过多长时间打造的现在这么一个水平？我们的经济水平是个什么样？超前是不能太超前，这是经济规律，因为经济规律投进去，它的回收期很长很长，有的根本不能回收，像北京的地下铁路，其他许多城市的地下铁路，那是收回不了的。我们的高速公路，收费这么高，一公里平均四毛六分钱亏损的。据我所知，我们的高速铁路没有一条是盈利的。我们的支线机场，没有一个是盈利的，都是地方财政补贴。经济怎么能这样干？古时候有一句话，“一桥修不起，成一个金銮殿了”，你得慢慢的，不能太着急了，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脱实向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没有实体经济和科技的创新，没有在这个上面下工夫。说的多，实实在在的措施少，做的少。实体经济没有很好的去做、去抓。那么，这个钱就往虚拟的方向跑了。所以，脱实向虚，现在是银行想通过股市去赚钱，基金公司想去多赚钱，我们的企业也去赚钱，实体经济不搞，大家都想通过一个平台去赚钱，赚谁的钱呢？钱从何而来呢？所以，脱实向虚的情况很严重。信息产品的消费、电子商务、“互联网+”、房地产、股市等等这些东西它是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企业家去管的。这个手机不能天天换吧，信息产品，人家需要换商家生产出来的，他自己就卖出去了。“互联网+”，互联网是一个工具，它能够解决生产四个环节当中两个环节的问题，就是交换流通，提高效率。生产还是要靠科技，这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环节。科技水平上不去，好的产品制造不出来，也提不高生产力水平。

所以说，不抓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空心化”的情况不解决，经济是很难好转的。美国的教训，人家美国人懂得，美国要重新抓实体经济。奥巴马前几年一个企业家回到美国去生产，他在白宫接见他，因为你回来，我实体经济回来了，我就是要加强实体经济。因此，我们要想一想怎么办？

最后，谈谈我的政策建议。第一、实行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可以一味的扩张下去，货币政策也不能老是放水，要相对稳定，也要灵活。稳定的财政政策，灵活的货币政策，这是美国上个世纪治理它的经济滞胀的一条根本经验。美国由于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从60年代到70年代，前后13年的经济滞胀，里根首先把凯恩斯主义的顾问班子辞掉，吸收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者作为顾问，转换思路。然后实行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相对积极的货币政策，这才出现了克林顿八年的辉煌，克林顿八年是里根前面做的工作，他这个时候出现了好的经济，这是战后美国最好的经济情况。所以，要在这个方面进行调控，要认真的整顿我们的金融秩序。

第二、适度的压缩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认真的消除房地产泡沫。我为什么提适度呢？我认为经济发展得慢慢的，不能着急，得慢慢的控制，让资本形成的这一部分慢慢的减少，最终消费的那部分慢慢的上升，最后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一味的扩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规模，这是不行的。房地产泡沫是明显的，现在也不需要争论了。我们现在不是要继续刺激房地产上升，而是要慢慢的把这些泡沫挤出来，让它回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去，不能太着急了。

第三、要减少生产型国有企业的比例，创建、扶植技术研发型的国有企业。全世界的国有企业效率都不高，中国也不可能特殊。所以，生产性的国有企业要慢慢的把比例降下来，科技研究型的国有企业要创建，要扶植。对于这样的国有企业，我们并不需要赚多少钱，而是要让他们把新的生产方法，新的技术创造出来。

现在大家都沾沾自喜，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什么好喜的？当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德国的时候，它是什么情况？最明显的，第一它的人均GDP跟美国是相当的，我们的人均GDP排在182个国家和地区的第82位，它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人均收入，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才在86位。日本的产品出口的、自己消费的基本上都是日本的产品，我们出口的产品，我们身为汽车生产大国，有哪一台好的汽车是中国自己的汽车？我们冰箱的水平能比上日本的水平吗？我们的手机在进步，华为还是不错的，但也赶不上其他国家。

创新不行，科技不行，这个国家的经济是没有保证的，真正的生产力水平是上不去的。因此，我主张，把那个减下来的钱支持创新型的国有企业，让他们做研究，研究出来就成功了。

第四、继续加强结构性减税，建立财政性创业基金。结构性减税这也是美国治理滞胀的一个重要经验。不减税，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又是供给创造需求，你不把企业扶植好，发展起来，这个经济好不了，就业也好不了。所以，要实行结构性减税，让多数的企业能够活得下去。还要建立财政性的创业基金，扶植万众创业。崇信为了扩大就业扶植，促进小企业的发展，他拿出几个亿的财政，哪一个人办企业，小企业，只要有三个人，就给你三万的支持资金，三到五年不收税。这个很有气魄，这个事情已经三四年前了，当时我听了很振奋，很感动，觉得很不错。不仅崇信要这么做，全国大多数地方都这么做，才能重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第五、加快财政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力度，逐步的缩小居民收入的差距。缩小居民收入的差距靠什么？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税收调节，一个是最低工资标准，所以要加强财产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缩小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真正形成比较多，比较应试的中产阶级，这个社会才健康，全面小康也才能真正达到。

最后，加强农业现代化和小城镇建设，认真发展县域经济。在这个问题上，我本人有很多话要说，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展开了。我们的城市化，前些年是重视大城市，北京、上海不断的扩张，广州、深圳不断的扩张，许多省会城市都提出要建设国际性大都市，下面的县域经济没有几个省搞得好的。这怎么发展？怎么全面小康？人家的经验我们要吸收，欧洲工业化那个时候，形成了一个“大伦敦”，马上出了问题“雾都”，要建设田园化城市，小城市。德国那么多人口，在19世纪末工业化就达到了，现在的城市化水平是95%，只有5%的农业人口。95%的城市人口，2/3都住在两千人到十万人的小城市上。一百多万到两百万的城市只有三个，大于两百万的没有。我们为什么放弃广大的农村的城市化问题，一定要让那些剩余劳动力，背井离乡，一到过春节的时候，上亿的人去抢一张火车票，怎么能搞成这样的情况呢？为什么不能就地城市化，建立真正的山水城市，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呢？

日本的城市化是和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的，前后搞了30年，它的新农村建设就是小城镇化，就是农业的现代化，农村不加快现代化，我们更多的劳动力转移不出来，城市化水平提不高。有人说，你要那么多城市人口干嘛？这是现代化的标准。现在发达国家哪一个不是90%以上的城市人口，也是工业化的标准。邓小平提出“2050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学界一致认为韩国和中国的台湾省在中等发展，这两个地方的城市发展水平，前些年我没有注意，这两年都是85%。我们现在真正的城市化率了不起36%，我们统计局公布的53%点几，54%，那不是真实的城市化。因为城市流动人口有两亿六千三百万，他们不是真正的城市居民，享受不到城市的社会保障，孩子上学阻碍也很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房子。这是什么城市化？所以说，一定要进行绿化城市的发展，我建议各位放在小城市发展，让我们广大的剩余劳动力，能够就近就业，在家里头就业，这才是真正的城市化，才能解决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问题。

最后，祝会议圆满成功，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