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治霾一年间：用进化的政绩观提高肺活量

天津市河西区环保局局长韩锋深有感触地说，以前很多人觉得环保是环保局的事情，现在大家意识到，单靠一两个部门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他所在的河西区，任务分解后，今年8月正式启动考核。以往那些赶施工进度、扬尘令人“睁不开眼”的工地很快改观，苫盖工地的网子一度脱销。河西区的空气质量排名由原来的倒数升到了前三。

天津市环保局局长温武瑞说，市里还计划出台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补偿办法。有人问，空气在各区县飘来飘去，怎么判断谁好谁坏？他回答：目前来看，做工作力度大的和力度小的区县，空气质量改善情况是不一样的。

韩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肉眼可见的空气改善确实“靠天吃饭”，是老天爷的事儿，“但是你得管，你不管你失职”。

在大气污染治理上，除了“周碰头、月汇报、季通报、年考核”等强力举措，政府的思维还转向了“市场之手”。

2014年元旦，北京在全国率先大幅提高4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污费标准，调整后达到原标准的14～15倍左右，为全国最高。与此同时，还实施了阶梯式差别化收费政策，实际排放低于规定排放标准50%，则按基准价减半计收排污费。超标排放者不但面临处罚，还将被加倍计费。

半年之后，天津也提高排污费标准近9倍，同样奖优罚劣，阶梯化、差别化收费。与第三产业占比超过70%的北京相比，第二产业占据半壁江山的天津，此举对工业冲击更大。天津市环保局副局长谢华生说，市里下了相当大的决心。

如今，市场威力下，谢华生说，很多企业从原来“习惯”交罚金的“被动治污”变为现在的“主动治污”。

神华国能集团大港发电厂是杠杆政策的受益者。最近两年，该厂投入近4亿元，对4台燃煤发电机组进行了脱硫、脱硝、除尘改造，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不但远低于国家标准，甚至低于燃气机组的水平。大港发电厂副厂长张国庆算了一笔账：过去，该厂每年缴纳的排污费在3000万元左右，新标准下，由于该厂排污指标达到了国家标准50%以下，只需缴纳40%的排污费，一年费用降至八九百万元，相当于每年节省2000万元左右。

杠杆的作用开始显现：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仲崇磊介绍，排污费标准上调十几倍后，今年1～9月，北京市排污费开单金额为1.73亿元，为去年同期的5.7倍。而天津市初步测算，虽然排污费标准上调了9倍，但迄今征收的排污费同比只增长了4倍。

温武瑞举例称，当地一家企业由于即将搬迁，没有进行环保改造，新标准执行后，排污费从去年每月60万元提高到现在的700万元，不得不关掉了一些机组。

这位环保局长最近去几家电厂调研，负责人告诉他，过去也关注污染物排放，但仅限于了解一下，而现在每天早晨上班第一件事，是看一看过去24小时的排污数字。

从大港发电厂试点开始，天津准备在两年内对全市所有燃煤电厂按照燃气标准进行超低排放改造。温武瑞说，中央要求天津到2017年减少1000万吨燃煤，他们正在争取政策，希望把燃煤降至燃气排放标准，也能算入减煤指标。目前，天津市能源结构中燃煤占了六成，每年燃煤5000多万吨，其中电煤约为3000万吨，改造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天然气气源不足，今年的缺口超过12亿立方米。

“我们感觉到，能源结构的调整可能对于改善空气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温武瑞说。

走在灰霾天的京津冀大地上，看得到沉甸甸的压力，也看得到压力下的变化和机会。

天津松正电动汽车技术公司高级副总裁宁国宝和他的同事，将这家以电动自行车配件起家的企业带到了电动汽车领域。该公司新开发的混合动力系统将颗粒物排放减少了90%，达到欧六标准。宁国宝自豪地向记者提起了业界流传的一个玩笑：在灰霾天，这种发动机简直就是“空气净化器”。

在我国最大循环经济园区——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国联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公司董事长李志平直接感受到治霾的力度。他们计划引入一条年处理约10万辆报废汽车的整车破碎线。受治霾政策影响，该公司回收的报废汽车数量逐年增长。国联公司去年全年回收了1.7万辆，今年截至9月就已达2.3万辆。近几年回收的汽车也越来越新。

“为什么我们叫‘城市矿山’？”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管委会副主任张照于自信地向记者介绍循环产业的链条。这里每年可拆解生产100万吨塑料，相当于每年节省600万吨原油。每年提供的废铜相当于江西省全年总产量。他相信，“城市矿山”将随着城市的环保思维一起长高。

78岁的天津老人蓝健并不了解这些。他习惯到家门口新建的郁江公园压腿、晒太阳，锻炼肺活量。他说，过去人们说有风不是好天，刮风不愿出门，经过多年发展，现在风天成了好天，没风就怕雾霾。他也不知道，他身处的位置恰是将来环城一圈、全长45公里的天津城市绿道的一个节点。他只是期待，这个城市的肺活量能够回到没风也不怕霾的时代。

如果那一天到来，是回归，也是进化。用天津市工信委副主任贾泓的话来说，是“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效益，不一样的产出，不一样的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