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舞蹈节目展”第二场上演的15个节目，在7月16日的研讨会上引发了专家们关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思考。他们认为，这些作品在舞蹈艺术本体、戏剧性、文化内涵等不同层面进行着多元化的探索，充分体现了中国新一代的舞蹈编导们正放飞“想象的翅膀”。
舞蹈选材的脑洞大开与舞动无界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用“脑洞大开”来形容群舞作品《活着》选择用国标舞素材来表现叙利亚战争所引发的创作思考。他指出，在舞蹈创作千篇一律问题普遍存在的当下，仅这一崭新的探索“就已经足够表扬”。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江东认为当下舞蹈创作不仅选材上要更加“大胆”，还要以真正的国际视野思考主体性的选择问题，打破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既然国标舞能直指人的内心世界，芭蕾舞能表现吴清华、兰花花，那胶州秧歌能表现拿破仑吗？”
取法多元才能舞动无界。《北京青年报》资深文化记者伦兵认为选择具有国际性的选题、融合多种舞蹈元素是当下国际舞蹈创作的普遍趋势，而如果《活着》能在舞台表现手段的取用上更加多元，比如可以考虑将多媒体手段运用于战争背景的交待和参与人物内心的揭示，将使作品的指向更加明确。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许锐则从反向思考，指出舞蹈创作应当挣脱束缚，勇于创造，“国标舞实际上来源于各个地方的民间舞蹈，但对原有素材作了非常巨大的改变。同样，今天的中国舞蹈应该也必须是创作性的。”
舞动无界，关键还在于审美高度。对于戏剧性的重视是一直以来中国舞蹈创作的“传统”，而舞蹈的表现性也依然是舞蹈本体的特殊魅力所在。原总政歌舞团团长左青在评价群舞《骑着马儿过草原》时指出，该作品“具有浓郁的乌兰牧骑特色，运用了传统的蒙古族舞蹈语言和手持马鞭的形象，这样的‘回归’和‘坚守’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创新’。此外，作品紧紧抓住了过草原的‘过’字来进行结构和编排，运用了一组组的‘镜头’，表现了今天蒙古族人民的性格，突破了万马奔腾的蒙古族舞蹈程式化创作”。冯双白则指出，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再现亦或表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方式并不重要，关键还在于作品所到达的艺术标准和审美高度。
舞蹈选材的老树新花需要艺术眼光的发现与创造。针对作品《钩钩伞》，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马文静指出，该作品抓住了具有典型民族符号特征的道具去表现生活中的情趣，但仍然需要艺术眼光的提炼和发展，把生活状态升华为艺术作品呈现在舞台上。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王佳敏则用云和流的关系来比喻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犹如“云从地上冒出，经过各种物理和化学作用形成另一种流的关系”，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需要从民间的民俗风格上升至舞台审美提纯的转化。
舞蹈创作的科学实验与舞动有界
虽然舞蹈创作在选材和素材的取用上应当“放飞想象的翅膀”，但正如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罗斌所指出的，“舞蹈创作依然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事情，不亚于科学研究”，中国舞蹈仍然需要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注重理性思考，努力探寻并尊重舞理规律。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一级编导周莉亚在评价作品《觉·妻书》时，提出了创作中的限定和在限制中求发展的问题。她认为，该作品选择以空间切入的方式进行创作，然而由于编演合一，主创太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而忽视了编导技法上虚实空间的有效转化和处理，从而导致观感上的情绪泛滥但却表意不明。
而“在限制中求发展”的问题则主要体现于作为舞台艺术创作的舞蹈如何实现从舞种风格到人物形象的过渡与融合。安徽演艺集团原董事长张居淮认为，作品《喜饽饽》 “非常巧妙地把山东秧歌的元素融入到揉面过程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表现之中”，有着非常宽泛的内涵。北京舞蹈学院教授田露指出，如何让国标舞的风格和技术真正转化成为舞蹈形象的语言，是作品《活着》需要突破的关键问题，“这个作品虽然在舞蹈的造型、编排上有意无意表现了人物关系和内心世界，但仍然需要发展，实现风格与形象的无缝衔接”。
关于舞蹈的意象与空间，周莉亚提出了独舞编创的三重空间，“一是肢体空间，二是肢体以外的舞台空间，三是舞台之外的延伸环境空间。”田露认为，舞蹈应当通过具体的形象表征为观者创造出虚幻的空间，“其实意象的舞蹈不是虚对虚的，演员的空间一定是看见了具像的东西，但是要通过具有‘发散性’的形象让观者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云南省“音乐与舞蹈学”舞蹈学科带头人徐梅在评论作品《女书·吟》时指出，作品编排清晰流畅，结构完整，但就文舞相融的角度而言，“一个群舞似乎不足以承载文字介绍中这么厚重的女书历史与文化内涵”，作品依然缺少具有典型性的、让人眼前一亮的舞蹈语汇“点题”，“就审美形式的表达上，仍然让人觉得不够满足”。（曾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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