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成立发展纪实

云南省文山市富宁县是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是革命老区。1975年得到小平同志作出的“富宁是革命根据地，确有其事，请有关部门给予重视”重要批示；1997年富宁被中央确定为土地革命时期全国一类革命老区之一；1999年8月由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确定富宁县为革命老区县；2008年被省委、省政府列为革命老区建设县。

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中共右江特委和红军右江独立师（原红七军二十一师）党委根据上级和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决定，由黄松坚、黄举平、滕静夫等人领导滇黔桂三省边区各族人民共同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在这块根据地里，共恢复和建立中共基层支部以上至边区一级的党组织44个，建立和健全边区和县一级革命委员会12个，武装力量发展至8100人枪，曾英勇反击滇黔桂敌军数十次的联合“围剿”。整个根据地形成了以云南富州（今富宁县）为中心，以滇桂边、黔桂边和右江上、下游为重要活动地区，活动范围达当时的3省28个县的广大地区。根据地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背景

在祖国西南边陲有云南、贵州、广西三个省，这里少数民族聚居，这里山高谷深，地势险要。这里的各族人民世代受封建地主、土司头人的压迫和剥削。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使封建地主、军阀和土匪势力如蝇逐臭，纷纷划地为牢，互相抢掠，兵匪连年，弄得民穷财尽，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曾多次掀起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斗争，体现了各族人民不甘屈辱、勇于反抗求解放的斗争精神。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这里的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有了指路明灯，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大革命时期，右江地区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成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锋。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编写的《苗夷三字经》和他领导的多次农民暴动，在云南各族人民中产生了浣的影响。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滇黔桂边区的革命斗争一直连续不断。1929年冬和次年春，在邓小平等人领导下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把滇黔桂边区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向新的高潮。起义后建立的右江革命根据地，在边区各族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0年冬，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坚持在右江地区斗争的红七军二十一师，在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带领下，同右江地区各族人民一起，坚持了两年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1932年冬，韦拔群、陈洪涛相继牺牲，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

百色起义

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的革命力量，面临着异常严峻的斗争形势，必须寻求新的立足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的同时期，1934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严重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而进行长征。1934年至1935年，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先后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中国革命陷入极其困难的低潮时期。

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成立经过

就在全国大多数革命根据地丧失、中国革命陷入低潮的时候，党和红军在地处边疆和多民族的滇黔桂边区开辟并创建了滇黔桂边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右江特委派出干部分别到右江下游、黔桂边和滇桂边开展革命工作，寻找新的立足点。同年11月，右江下游党组织和红军部队陆续派干部谭统南、黄庆金、李德惠等，由富宁籍红军战士刘家华带路，进入富宁七村九弄一带开辟工作。

随着三省边区革命活动的深入和发展，右江下游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听取黔桂边和滇桂边开展工作的汇报后，认为滇桂边条件比较成熟，适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作出到滇桂边的云南富州工作，领导建立滇桂边区根据地，并成立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的决定。随后，黄松坚化名何尚之，率领黄德胜、岑日新、黄加尤等13名干部从右江下游三层埂出发，经向都、田阳五村、天保都安、敬德扶平、扶赖和西林渠洋，于月底到达云南富州县的谷桃村，与先前到这里开展工作的黄庆金等人会合。至1934年底，到富宁从事革命活动的干部达60余人。这些红军指战员经受过武装斗争的长期考验，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到富宁后，以七村九弄为立足点，走村串户，以各种方式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他们或打入护商大队、区公所，或替人刻章、做木匠等，建立发展党的组织，组织群众成立“劳农会”、“赤卫队”和“兄弟会”、“同盟小组”等群众组织。同时，积极争取地方实力派和上层人物，掌握了一批武装。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革命力量迅速发展起来，红军在富宁站住了脚根。

1934年7月，原红七军二十一师副师长、中共右江下游党委书记黄松坚来到富宁，领导滇黔桂边的革命斗争。11月初，由黄松坚主持，在富宁县（时称富州县）谷拉九弄多立寨召开滇黔桂边区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黄松坚任书记。同月，边区临委在谷留召开边区劳农会、赤卫队大会，宣布成立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滇黔桂边区劳农会和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等革命机构和革命武装。之后，派出干部到黔桂边和右江下游组建第一和第二联队，但中途被捕未实现组建整编任务，之前的队伍仍然使用原来的番号。这样，边区的党、政、军、群各级领导机构全部建立起来，标志着以云南富宁为中心，以滇桂边、黔桂边和右江上、下游为重要活动区域的红军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根据地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其中革命力量长期活动的有140个区乡，人口约93万。根据地共恢复建立支部以上党组织44个，建立和健全边区和县一级革命委员会12个。

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滇黔桂边革命根据地，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联系不易，得到中央的指导和支持十分困难。1935年5月，边区临委书记黄松坚到上海向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滇黔桂边区自此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由此，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长期在远离中央且孤立无援的艰苦条件下仍然顽强地开展革命活动和进行武装斗争。敌人镇压镇不住人民的革命斗争，杀戮征服不了革命者的信念。正是有了各族人民的全力支援，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军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不断地巩固发展。

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32年，韦纪、赵敏、朱国英等60多名红军进入富宁后，以交朋友打老同、喝鸡血酒、利用亲戚关系等方式站住脚跟，经过一系列艰苦工作，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组建了一支600多人的游击队。1935年10月，中共思果中心县委派原红二十一师六十二团政治处主任、恩隆县特支书记滕静夫等人到达富宁，继续领导滇黔桂根据地的革命斗争。1936年5月，滕静夫在富宁县者兰的汀水村主持召开滇黔桂边区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改为“中共滇黔桂边区委员会”，作为边区党的领导机构；将“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和“滇黔桂边区劳农会”合并为“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将“滇黔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改为“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下辖7个大队1500多人枪。会议选举滕静夫为边区党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黄德胜任游击队司令员。游击队鼎盛时期，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到8100人枪，其中，富宁地区红军游击队发展到2000余人，赤卫队2000余人。游击队活动范围扩展到云南的广南、麻栗坡和广西的西林、田西、西隆等地。

建立组织

劳农会发展示意图

各项建设紧抓不放。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位于深山大弄，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十分落后，这些艰苦的条件既给坚持革命斗争予一定有利条件，也给斗争造成了许多困难。但根据地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斗争精神，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积极加强了党组织和政权、军队以及群众组织建设，开展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努力搞好统战工作、群众工作和经济工作，高举武装旗帜，英勇地投身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在祖国的南疆少数民族地区竖起了一面工农武装的鲜艳旗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期间，根据地共组建一级党组织44个，其中有领导整个边区党委工作的右江下游党委、滇黔桂边区临委、滇黔桂边区党委和桂西区特委，在边区党委领导下的区域性组织有黔桂边委、右江上游党委和东兰、那马、向都三个中心县委。党员人数从1932年的右江根据地丧失时的400人发展到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的600人。同时，边区各族群众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节衣缩食、忍饥挨饿，捐献钱粮和其他物资支援红军游击队，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掩护伤员，还有许多群众参军参战，配合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富宁七村九弄地区，仅上下九弄40多个寨子200多户人家，从1932年到1934年就为红军游击队提供2500银元，6万多斤粮，200多头肥，500多只鸡。据不完全统计，从1932年到1937年，在红军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区域富宁，共捐粮食70多万斤，捐献法币3万多元，猪200多头及牛羊鸡鸭不计其数。群众还将用以自卫的1000多支枪捐献给红军游击队。

武装斗争残酷惨烈。滇黔桂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遭到国民党云南、广西、贵州地方当局重兵“围剿”。根据地辖区内各县的民团武装、地霸武装，也向游击队和根据地发起猖狂进攻。敌人按照“军事经济政治同时并进”的方针，采取军事进攻、经济封锁、政治强化等手段对根据地人民进行疯狂镇压。敌人不能消灭红军游击队，就举起屠刀屠杀革命群众，对帮助游击队的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特别是地方民团武装、地霸武装回乡后，对群众血腥镇压，仅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富宁，敌人制造了“多慢惨案”、“洞楼惨案”、“太平惨案”等多起骇人听闻的杀人惨案，其手段之凶残令人发指。根据地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红军游击队在腥风血雨中浴血奋战。面对强敌，游击队指战员紧紧依靠当地各族群众，发扬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时而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时而集中兵力，不断打击敌人有生力量。据统计，红军游击队与滇桂国民党部队及地方民团、地主武装作战53次，抗击了敌人近11万人次的“围剿”，歼敌3000余人。300多名红军指战员、赤卫队员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为支持革命斗争，仅富宁县就有2600余名优秀儿女投身革命，女共产党员李杏锦、壮家红军领路人刘家华，边区党委书记、革命游击队政委滕静夫，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庆金，边区临委委员韦纪、黄德胜、赵润兰，第三联队政治部副主任黄沙平、革命游击队二大队大队长唐秀山、独立大队大队长王开洪、副大队长王咪章等富宁籍的170余名优秀儿女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为了防止各族群众支持红军，敌人采取移民并村、连坐法等，恐吓和镇压群众。敌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凡是被视为“匪区”“匪共”的地方，都被敌人惨无人道地多次洗劫。边区群众为革命付出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富宁地区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中就有700余人被杀害（其中26人被割头），近100个村寨、2000多户群众房屋被烧毁，被抢家畜家禽和财物不计其数。整个根据地有5500多名群众被杀害，1339个村寨2万多间房屋被烧毁，1万余人无家可归。

谷留碉堡

多曼惨案旧址

太平万人坑

在残酷的斗争中，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密切配合，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牺牲，革命力量遭受重创。抗日战争暴发后，为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9月中旬，边区党委在富宁者兰召开2000多人的抗日誓师大会。在1937年12月，百色谈判中达成协议，将滇黔桂边区的边区革命游击队整编上前线抗日，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在广西田州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独立团，该团离开田州北上，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七一师。滇桂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黄德胜因不同意改编北上而被杀害。为保存革命火种，1938年7月，滕静夫、谭统南、岑日新、傅少华、黄显丰等十多位红军干部转入中越边界，以做生意为掩护，继续秘密开展革命斗争。

土地革命时间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区域图

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功绩

在土地革命的低潮时期，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不仅有效地保存了革命力量，还扩大了革命武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过贵州和云南时，边区的武装力量主动牵制了国民党滇军和桂军的大量兵力，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最终北上川陕，开赴抗日战场做出了有力的策应，于1936年完成战略大转移，取得了长征胜利。此后，在与上级党组织完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里，滇黔桂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孤军奋战，独立发展，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只有10000多人的情况下，滇黔桂边区红军游击队却迅速发展到了6000多人，成为坚持战斗在南方的一支不可多得的红军主力，而边区根据地则迅速扩展到28个县，覆盖180万人口，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屡剿不尽的红色堡垒。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滇黔桂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建立健全了地方政权，培养、锻炼了一批革命干部。是云南省创立时间最早、少数民族参与最多、坚持斗争最长、付出的牺牲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边区红军主力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毅然接受整编，开赴抗日前线，部分留在边区坚持斗争的干部，也参加了中越边境的抗日作战，并保留革命火种，参与解放云南的游击战争，为富宁县城的解放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斗争历史，未能载入红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史册，在权威性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史著作中也没有反映，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1975年，时任中共富宁县委书记的赵廷光在出席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期间，向全国人大提出了将富宁县列为革命根据地加以建设的议案，该议案被全国人大采纳并送呈邓小平同志审阅，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富宁县革命斗争的历史，作出：“富宁县是革命根据地，确有其事，请有关部门给予重视”的重要批示。2014年11月21日，中央党史研究室以中史办发（2014）18号文件对《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游击队革命史料》课题，进行了立项，决定组织滇黔桂三省党史部门力量，共同开展《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游击队革命史料》课题征集和研究工作，为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和历史地位的确立迎来良好机遇。

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游击队革命斗争史学术研讨会

为隆重纪念以富宁为中心的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创建，深切怀念在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者，缅怀在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上立下卓著功勋、留下英雄业绩的革命先烈，感恩为中国革命付出巨大牺牲、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大力弘扬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2016年12月27日在富宁县成功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游击队革命斗争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文山州委、文山州人民政府主办，中共富宁县委、富宁县人民政府承办。会议以“弘扬滇黔桂边革命精神，谱写老区经济发展新篇”为主题，应邀出席会议的领导和专家共有170余人，其中：中央层面领导和专家有13人，国家部委领导有 9人，省外党史专家学者共25人，云南省内党史专家学者32人，云南省级领导14人，州级领导33人，革命先辈后代4人，国家和省州媒体记者17人。出席会议领导、专家的发言，对红军滇黔桂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滇黔桂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及当代价值作了深刻阐述。综合各位专家的观点，滇黔桂边区红军游击队，是在远离党中央的多民族聚居边远山区发展壮大起来的革命武装。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是1934年南方革命根据地大多丧失后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也是云南省境内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是在西南地区创建的具有党的组织、革命武装、革命政权齐全，且坚持时间最长的革命根据地；是1934年后建立的根据地中付出代价最大、牺牲人数最多的根据地之一。根据地军民在远离党中央领导、甚至在较长时间内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孤立无援中坚持斗争，创造性地开展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民族统战工作和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可以说是云南“创立时间最早，斗争范围最广，坚守时间最长，政权最完善，少数民族参与最多牺牲最大，发挥核心作用最大”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同时，与会专家同志从历史地位的评价、思想路线的实践、统一战线的构建、群众基础的夯实、战略战术的运用、革命力量的壮大、政权建设的支撑、优良作风的保证等方面对滇黔桂边区根据地的特殊贡献作了深刻阐述，突出表现为以下5个坚持和创造性：坚持和创造性地走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路子，既为根据地生存发展找准了正确方向，也为我们党探索符合实际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特殊贡献；坚持和创造性地构建了“又斗争又联合”的统一战线，既为根据地生存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也为我们党发展统一战线理论作出了特殊贡献；坚持和创造性地开展了“血浓于水”的群众工作，既为根据地生存发展打牢了坚实基础，也为我们党完善群众路线作出了特殊贡献；坚持和创造性地践行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意志信念，既为根据地的生存发展铸就了灵魂血脉，也为我们党培育革命精神作出了特殊贡献；坚持和创造性地弘扬了彰显共产党人本色的优良作风，为根据地生存发展凝聚了强大力量。

以上论述观点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游击队革命斗争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已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文山州委党史研究室出版发行。至此，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特殊贡献得到进一步的肯定。

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加快老区的发展，让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小康，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制定了《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滇黔桂石漠化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加大了对滇黔桂边革命老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滇黔桂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滇黔桂革命老区的经济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是老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凝聚成的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党史文化成为推动老区建设与发展的巨大精神财富，它在推进滇黔桂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发挥了重要作用。（罗云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