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升即走”折射出的教育错位

时隔20年，清华大学“非升即走”的人事制度再次进入人们视野并引发关注。今年4月，清华大学决定不再续聘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后，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毕业生、共计50多封4万余字的请愿书，希望将这位“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师留在教学岗位。（7月29日《新京报》）

科研还是教学？这个问题本不应成为一个难以两全的选择，然而在当今中国大学校园，这两个选择却成为一座现实选择的天平两端，科研任务常常成为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一头。究其原因，与近年中国大学学术评判标准刚性化、学术成果数量化、学术研究功利化有关。教师从学术水平高低的判定到牵系现实利益的职称评定、职位升迁都与论文和项目相关，而科研项目的成果也常以学术论文的发表为展示，特别是在所谓“核心期刊”、“权威期刊”等刊物上的发表量为先。学术论文因此成为大学教师们保住教职甚至步步高升的“心头肉”、“命根子”。与之相对，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育人本职，反而在毫无硬性规定、与职称等毫无挂钩的情况下，被置之于次要。

诚然，老师们精力有限，现行的大学人事制度也对教师教学质量并无明确的量化标准，我们不能以道德绑架来对老师的教学成果进行强制要求，也不能因噎废食要求教师为保证教学质量减少科研任务。但大学的定位并不仅是一处科研院所，它也不仅只培养科研人才，还承担了为社会培养形形色色高素质、高潜力人才的重任，一味强调教师的科研成果数量，并不意味着能培养出优秀符合社会各方面需要的学生。更甚者，在“以论文论英雄”的大环境下，教师们汲汲营营于论文数量，而忽视教学质量甚至论文质量的比比皆是。清华大学方艳华事件折射出的，正是中国大学现今对人才培养的价值错位和教育责任感的缺位。

在笔者看来，刚性的学术评判标准并非不能加入柔性因素，教师的科研和教学任务也并非不能两全，复旦大学施行的“学术代表作”制度就是一个相对缓和值得借鉴的做法。除此以外，还可根据教学的性质，将大学教师分为教研类和教学类，对教研类教师，当偏重科研水平和质量，而对基础教学类教师，则应以科研和教学质量并重，引入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机制，改变这类教师“非升即走”的生存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学生对教师的评价机制在很多大学早已有之，但大多流于形式，如何使之规范和科学化，如何衡定学生评价在教师教学质量中的比重，对教学质量的评定还需引入何种标准，都是需要各大学思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