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高校教师“非升即走”难题？

今年4月，清华大学决定不再续聘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后，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毕业生、共计4万余字的请愿书，希望将这位“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师留在教学岗位。作为学生公认的“好老师”，方艳华难得续聘的理由是清华大学“非升即走”的制度。由于9年未能提升职称，按照规定不能得到续聘。

“非升即走”制度何来？《羊城晚报》总结得比较清楚：1993年，以清华北大为首的国内高校开始酝酿人事制度改革，试图为高校引入一种流动、开放且具有活力的竞争与淘汰机制。1994年，清华出台规定，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内学术成果不足以提高职称，应自行走人，即“非升即走”。

关于教师评价制度的讨论久已有之。多年来，以论文数量和科研项目为主导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不断受到批评。这次清华出现了“不续聘”，立即成为了舆论批评的靶子。

如《广州日报》评论员直言：“清华此次完全符合政策规定的人事调整之所以引起围观，恰恰在于，制度未能按照设计初衷发挥筛选优质师资的作用，而是形成了教学人才的逆淘汰。”

《大河报》评论员用了《百年清华如何回望自己的历史？》的大号标题，对现行的教师评价制度进行批评：“在所谓‘非升即走’的人才评判机制面前，传统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概念分崩离析，判断一名老师是否称职的标准，不在于他们传道授业的责任心，也不在于他们释疑解惑的业务能力，而只在于他们是否在一定期限内获得了相应的职称。……当论文数量成为社会衡量大学以及大学考评教师的重要依据的时候，大学内部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的愈演愈烈可以预见。”作者还以并无大量论文却获得任教资格的陈寅恪为例，认为清华已经背离了当年的教学理念。

当然，舆论并非一边倒。更多的媒体立场比较摇摆，认为尽管优秀教师不获续聘看上去不妥，但“非升即走”的评价标准也难以一棍子打死。《新京报》用一个问句“大学老师是否称职，什么说了算”作为标题，显示了其立场的纠结。作者安邦承认：“评价一个大学老师是否‘合格’究竟是以学生为本，还是以学术为本，这个看似不争的话题，在实践中却常常让大学的管理者颇费周章。”

《长沙晚报》同样也以问句为标题，作者认为“非升即走”只是具体执行和标准出了问题：“按理说，是制度就该执行。可这些年，对于各个领域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人们有一个共同看法，那就是相关部门制定的制度本身就存有缺陷，以至于在执行过程中难以产生绩效。”与《新京报》不同，《长沙晚报》提出了更具建设性的意见：“高校首先要做好一个事情，那就是把教师岗位进行全面分类，对教学为主的是什么样的考核标准，对科研为重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标准，绝不能再搞‘一刀切’。”

《南方日报》则以《大学“非升即走”改革不应中断》一文力挺“非升即走”制度：“的确，‘非升即走’制度不是完美的，一些教学优秀的教师因此可能不得不告别早已熟悉的校园。但从总体上看，‘非升即走’制度给予了年轻教师以压力和动力，促使他们快速成长，提升学术能力，这也是早已在诸多国际一流大学实施已久的先进经验。”作者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为例称，“非升即走”制度执行得非常严格，若当助理教授9年仍然未能获聘为副教授，必须走人。因此，《南方日报》的落脚点是： “只要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改革的设计是合理的，就应当顶住压力，坚持推动，实现中国大学教育的凤凰涅槃。”

可能是看到了《南方日报》的力挺，教育学者熊丙奇举例国外情况进行了对比，表示对“非升即走”的不认可：“有人说，国外大学也对教师提出严格的学术研究要求，只搞教学不搞科研在研究型大学是混不下去的，但国外大学对教师的管理和评价与我国存在诸多根本的不同。国外对大学教师的管理和考核由独立运行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进行，看重的是教师的学术能力与贡献，而不是看论文的数量和是否发表。”

熊丙奇认为：“如果不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就不会有清晰的办学定位，而‘非升即走’将更加营造急功近利的大学学术氛围。”但是，何为现代大学制度，又如何建立它呢？这恐怕是目前中国大学亟待探索的问题。如《南方日报》所言，改革方向确实是正确的；但如果不快些以去行政化的方式推进改革，就可能有更多的优秀教师难以获得他们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