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非升即走”：畸变的优胜劣汰

时值7月，清华大学新一批教师续任、解聘工作已经完成。方艳华老师的转岗和闫浩老师的离开引发学生热议。1994年，清华出台规定，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内学术成果不足以提高职称，应自行走人，即“非升即走”，后来调整为非升即转，对那些走不了的人进行分流。

一面是学校不予续约，一面是学生联名力挺。方艳华、闫浩等老师的尴尬处境，再一次让公众的目光，聚焦到“非升即走”的人事制度上。身处风口浪尖的清华大学，俨然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然而，公允说来，校方也只是尊重游戏规则而已，并无丝毫不仁不义的成分。学生挽留老师的桥段，固然感天动地。可是，之于一个契约社会来说，履行聘用合同之约定，似乎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50多封学生的声援信，能否证明方艳华的教学能力？而这种能力，又能否对冲其五年间在学术上的无所作为？凡此种种，想必无人能给出精确回答。此事中，更多的时候，人们只是基于对弱者的同情、对官僚化大学的反感，来进行自己的道德判断。如今的局面里，似乎大家都默认，方艳华等老师理应获得一纸聘书，而其理由则是“学生认可他们的课堂”——试问，这便足够了吗？对于讲师的考评，从不是“买家点赞”那么简单。

当然，教学成绩斐然的教师，有理由获得体面对待。固有的“非升即走”政策，过于看重学术成果的数量，而忽视了日常授课的权重，显然有失偏颇！鉴于方艳华、闫浩等老师的遭遇，很多人已在呼吁，建构一种理想型的人事考核方式，也即“兼顾教学和科研的比重，且以教学水平为优先考量”……只是，“教学质量”又该如何判断呢？参照考试成绩，未免幼稚；依据学生的口碑，未免主观；统计成才率，又太过漫长！这实在是，太过抽象的命题。

其实，以学术成果为优先考量，几乎是大学考核教师的通行范式。国内高校，大面积移植此类模式，可以理解。遗憾在于，受制于特殊国情，该制度颇有水土不服之态。一方面，造成教学与科研的双重注水。大学授课敷衍了事，同时一堆学术垃圾被大量制造。另一方面，也导致大学功利化、短视化。忽视长远的基础研究和学科积淀，而乐于生产快餐式的学术产品。当讲师们被逼迫着抢课题、争经费、发论文，教学或科研，都已背离了本意。

众人对方艳华、闫浩等老师大声力挺，实乃是见多了各种注水课堂和论文之后，一种本能式的情绪反应。今时今日，民间尤其赞赏那种对待本业的“安分守己”，而对所谓“教研双优”的全能人才不再抱有幻想。有趣的现象是，民间极其现实、保守的态度，正愈发与校方的“高期待”背道而驰，后者仍沉浸在“教学、科研双丰收”的想象中……于是，方艳华、闫浩们在学校看来不过是庸碌之辈，却被民众视作难能可贵。

追求教学、科研俱佳，本是研究型大学对教师的底线要求而已，却在此间被视作不切实际的奢念。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我们做什么都很业余。既缺乏必要的教学质量维护体系，也缺乏严格认定学术成果的勇气。最终只能浑浑噩噩、画虎类犬，仅在形式上维持着所谓“优胜劣汰”的人事制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