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北京的一周，黄焕铿流了三次鼻血。这位来自广东潮汕的小伙子不适应的，不仅仅是北方干燥的空气。

90后黄焕铿参加工作刚刚半年，他的名片上，已经印上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授渔基金“事业发展部主管”的头衔。这家机构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过十几人，大部分是“半路出家”，未曾接受过公益慈善的专业教育。

而黄焕铿是个例外。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的首批毕业生，中心开设的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方向也是国内首个针对本科生的公益慈善类专业教育。

“如果不打算把公益慈善作为职业选择，我不主张年轻人来。想挣大钱？不可能。”已经年逾花甲的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主任金宝城说，这个行业普遍面临着流动性大、社会待遇不高的问题。

公益慈善从业者的现实窘境在2013年发布的《中国公益慈善行业专业人才现状调查报告》中已展露无遗。该报告由“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完成。报告显示，专业募捐人才的紧缺是让诸多基金会头疼的问题。当前募捐人员占所有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比例仅为9.7%，不足总员工数的十分之一，且77.5%的人在岗时间不足3年，甚至有23%的人没有任何该方面从业经历。除了急缺募捐人才，如筹资、技术、财务等人才在基金会中均十分稀缺。

在调查报告中，基金会工作人员选择该职业的原因，主要是认同机构价值理念，其次是认为该机构能为自己提供职业发展的良好平台。由于巨大的专业人才缺口，基金会在招聘人员时，首先看员工的实践经验，其次才是奉献精神。

公益从业者的“薪”结

在关爱社会困境儿童公益活动的现场，黄焕铿的手机几乎一刻都没闲下来。“我昨天打了50个电话。”他用夹带着明显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这样忙碌的工作是公益慈善从业者的常态，一遇大型公益活动，“忙碌指数”急剧上升。

黄焕铿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做策划方案、敲定请哪些嘉宾出席，写邀请函、去拜访沟通，与媒体联系，组织受助学生，有时，甚至连领导发言稿都要写。活动结束后，还有不间断的总结和跟进。

“上次参加活动的受助学生有441个。”黄焕铿快速而准确地说出了几个月前参加活动的学生人数，这是他工作半年来组织参与的第三场大型的活动，而例如捐书之类的小型活动举办频率，一个月平均有3次。

和黄焕铿一同毕业的5个同学，都在与慈善相关的领域活跃着。黄婷也在授渔基金工作，和黄焕铿从同学变成同事；一名同学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一名同学在海南成美基金会工作；另外两名同学在申请澳门科技大学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公益慈善硕士。

还有25个低一级的学弟学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基金会实习，金宝城对这些经过两年慈善专业教育的学生颇为自豪，“现在有7个学生在中华儿慈会实习，他们觉得人手不够，明年要预定10个。这7个学生想留下的话他们都会要。”

在少有的聚在一起聊天的过程中，黄焕铿和他的同学们达成了共识，这是一项令人开心的工作，但是，“很忙很累”也是这群年轻人共同的感受。繁冗的工作需要加班来完成，遇到突发事件，需要凌晨搬物资、有时周末都用来探访受助群体。黄焕铿的“前学妹，现女友”正在儿慈会实习，“她比我还忙。”黄焕铿说，“她负责做贫困地区幼儿园建设，经常出差。”

实习期间，黄焕铿的女朋友月薪1000元，和另外三位室友分担着北京每月3500元的房租。“我们现在一个人做两个人的活，对个人的能力要求高，但工资又不能匹配。”黄焕铿说他们的平均工资是3200元左右，刚进来的新人扣除五险一金，每月拿到手里只有2200元，比女友幸运一些的是，他们包吃包住，四个男生住在有上下铺的房间里，仿佛回到了大学宿舍。

住宿、工资和办公场地都得益于授渔基金和企业的合作，这部分支出由企业赞助，并非来自基金会的管理费。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仅有的10%在基金会之间的“竞争”中越压越低。“管理费达到10%的基金会都活不下来，人家不会捐钱给你。公众恨不得不要工作人员拿走一分钱。这种想法虽然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做公益的人也需要生存。”黄焕铿说，这就是公益人的“薪”结。

黄婷原来的专业是教育学。在拒绝了薪酬是现在几倍的教育培训机构工作机会之后，黄婷离开家乡，只身北上。

在来到授渔基金之前，黄婷是多个公益项目的志愿者。大学毕业后，她没有立即工作，而是去了青海和湖北做志愿者。这个短发女孩是个并不张扬的理想主义者。“老了之后 总有一些可以回忆。”现在的她遵从内心，想做什么就去做，“但是我知道也许总有一天会被现实消磨，可能过了几年之后开始想到要攒钱了。”现实的压力似乎从未光顾这个1991年出生的姑娘。

这是很多投身公益的年轻人的共同想法。怀着责任、热心、善良的单纯愿望进入慈善领域，但有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面包与理想的抉择。

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在挑选首批学生的时候，有自己的标准:一是至少爹妈不反对，二是家里起码小康。

“做公益慈善，他的收入跟企业比不会那么高，一个家庭投入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财力培养一个大学生，这个家庭有改善经济压力方面的诉求，所以需要家长同意，至少他们不反对。另一个关于经济收入的考量也是从实际出发，如果家庭的经济负担比较重，改善家庭经济条件的愿望比较强烈，就先不要来了，等有条件的时候再去做公益。”

公益人的“薪”结问题要想解决，至少要从制度设计和思想观念转变两方面入手。老牛基金会秘书长雷永胜说，“在制度设计层面，公益组织要想拿到免税资格，工资标准不能高于当地平均工资的两倍。这就造成了工作量再大，人才再重要，工资也上不去的现象。”另外一个方面是人们思想观念往往停留在“正其谊不谋其利”的层面，“人们认为只要你做公益事业，就不应该拿那么多钱。”黄焕铿觉得，做公益也是一种职业，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

“所以要想留住人才，薪水是根本问题。我们入职3年以上的大学生工资薪酬在5000元左右。”雷永胜说。

“改善专业人士的薪资水平待遇首先要国家政策引导；另外一方面，公益组织自身要把专业人员当成人才加以培养，用薪酬加以奖励；第三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培训。”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刘选国说，“现在整个公益行业的薪酬水平在不断提高，像我们这种公募基金会，也在想方设法把一些骨干稳定下来，比如完善五险一金方面；同时设立培训奖励奖金，鼓励员工去参加更加专业的培训。通过多种途径，让这些人才能够有比较稳定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