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修订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别只看到一纸重罚令

这部将深度影响公众日常生活的地方性法规，需要充分听取并权衡各方意见，尤其是社会公众的意见，避免陷入“部门立法”的窠臼。

在高强度的交通大整治推行四个月后，《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终于迎来大规模修订。这部25日正式交付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地方性法规修订草案，显然被寄予厚望——要根治交通管理中的诸多突出顽疾，并使前期整治成果固化为法治框架内的长效机制，立法是一项绕不开的“治本”之策。

对上海而言，修订《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迫切性早已不言而喻。自从1997年颁布，1999年、2000年、2001年分别进行修订后，“道交条例”已有15年未经修订；而其间，2003年通过的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后又经过两次修正。但除了适应上位法，修订“道交条例”的意义更在回应现实中的突出问题，尤其为道路交通的严格执法提供有力依据。

执法不严曾是困扰上海道路交通状况的痼疾；违法成本过低、法治约束力薄弱，则导致了交通违法现象的层出不穷。今春启动的这场“交通大整治”，以空前的警力投入和高强度严格执法，相当程度控制了昔日的乱象。但要捍卫城市秩序与社会规则，单靠“人治”从来不是可持续的方式，更无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交通大整治中不乏这样的现象：警力聚集的地方相对井然有序，驾车人等道路交通参与主体的表现亦相对“克制”，但到了见不到警察的路段，一些人便“故态复萌”。破解这类“警在法在、警走法走”的尴尬，最根本的招数还是强化“法”的约束力——当违法成本通过制度化方式大大提高时，违法现象自然会相应减少。

修订“道交条例”最直观的意义，即在于切实抬高道路交通违法的成本。从昨天传出的信息看，包括明文禁止外环内乱鸣号、严罚买分卖分等悉数写进修正草案，尽管尚待审议定夺，传递的“最严”信号则已再明确不过。

但另一方面，针对违法行为“从严重罚”，还只是条例修订的目的之一，而非全部目的。对一项声势浩大的修法工作而言，如何以修法体现法律的标杆意义，并对社会规范起到正向引导——而不只是被动约束——的作用，更值得各方付出努力。

显然，此番要修订的“道交条例”，不能只当作一纸“处罚令”。除了严格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外，修订草案亦明确了“适应超大型城市特点，坚持绿色交通理念，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合理配置道路资源”等多重导向，并提出了多项引导性措施。对于整个城市道路交通布局及管理的全局而言，这都是以法律形式给予的正向引导和制度保障。

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审议者抑或社会公众，都需要在这一层面上理解“道交条例”的真正用意——它需要成为一部经得起考验的“良法”，成为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的有力保障，同时能够切实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唯此，方才不负修法过程所需付出的大量精力，以及法律本身所承载的不小成本。

而要成为一部真正的“良法”，“道交条例”所期待的努力显然还有很多。作为“开门立法”的一次尝试，这部将深度影响公众日常生活的地方性法规，需要充分听取并权衡各方意见，尤其是社会公众的意见，避免陷入“部门立法”的窠臼；其八章78条内容，亦需逐字逐句经受合法性、合理性的反复推敲。

对相关各方而言，高度关注这部法规，有序参与到法规修订的过程中，也意味着要切实尊重这部法规。换言之，一旦其付诸实施，就必须得以落实，能在最快时间内获得实效。而惟有获得实效，一部千辛万苦修订的法规，才不负“良法”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