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灯塔企业通用电气被道琼斯移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不到三个月，刚提出生态圈组织理论的海尔被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联合选为全球新的灯塔企业，这些现象看似是组织个案，但隐藏其后的却是组织形态模型的代际嬗变，这些灯塔投射出的不仅仅是照亮组织世界今天的光芒，更重要的是成为校对组织进化路径的根性逻辑。
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内去审视美中两大经济体中组织进化的星星之火。今天的美国组织发展会遇到巨大的惯性形成的阻力，我们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名单的调整可以看到，美国渴望用新的产业种子去替换传统的产业贵族，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很难看到组织形态的调整。美国大型组织基本上出现了一个对冲基金化的倾向，资产不停的剥离与重组去寻找某种受到投资市场追逐的所谓的投资价值，这个游戏在投资系统和产业系统内铺展并延续开来。
美国产业有两个天然的优势，一是它的知识供应体系是全球最强的，也就是它们获得了全球最低价格的知识供应。从自然地理看，埃及是尼罗河送出的礼物，季节性的河水提供了灌溉之源，美国对自己的产业来说就是一条长长的尼罗河谷地，它的企业也天然地接受规律性的大规模的全球资金涌入美国的浇灌，这让美国产业拿到了更低价格的资金的供应。
产业系统必须做出超前技术概念的产业组合来引导资金的进入，资本市场的获利成为重要的收益路径，但是，从目前通用电气的演进路径来看，美国组织革命的剧本没有新的情节，总体来说，产业在知识与资金供应之外缺乏一条连接社会化创新的地线，管理作为一种大门类的社会技术好像在一个自我的空间中踽踽前行，它跟产业实践的距离不是很近，最顶级的管理技术正在在产业中扮演着不在场的角色。
此外，美国虽是全球信息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但是，信息技术在塑造新的组织形态方面的作用有限，除了在零售领域贡献了探索性的个例之外，就是做出了规模巨大的社交媒体，工业与互联网化合作用的进程缓慢。
中国的组织变化跟美国还是有极大的差异，它们塑造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几个零售平台，这些零售平台就像城市拔地而起的标志性建筑，但是，它并不像历史上机械钟表出现在城市最高建筑的顶端，因扮演时间的供应者而获得一种神性的独特地位一样，这些组织的“超大建筑物”目前还是个社会的问号，它们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在答案上是模糊的。
如果说创造了什么的话，中国的这些平台一是创造了一个超大的、加总的、国家级的零售目录，这个目录在以前是没有的，水泥平台无法容纳这个目录，此外，它们创造出新的营业时间，营业时间被拉长到24小时，剩下的功能就是聚合，它聚合了超大的零售规模、超大规模的零售过桥资金、覆盖全国的配送网络，当然仓储体系还在跟随着这些巨大的聚合在动态地平衡着。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零售体系所谓的革命都来自这种超大规模的聚合，零售所发挥的组织能力还没有超出零售业的黑箱，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平台思路作为一种模式在一些行业范围内复制着，这被当成一种新的管理革命而受到了某种莫名的崇敬。
海尔生态圈组织理论的抛出打断了整个美国和中国组织的互联网进程，其带来的组织形态模型是震撼的、是振聋发聩的。现代科技发展的真正来源是空间认识形式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所谓的空间形式的扩大。从哲学意义上说组织管理理论一直没有走出其古典时代，今天的管理仍没有走出19世纪，我们依然处在时间与时代的错配之中。我们拥有的组织形式仍旧是科层制的封闭的小宇宙形式，而生态圈完全打碎和否定了科层制的天球形式，组织被放入一个被称为空间的存在形式之中，海尔的生态圈给时间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也就说，生态圈成为组织管理理论步入21世纪的钟铎。
因此，与其说是什么东西在限制组织，不如说我们应该思考如何用原来的限制去组织新的组织。笔者的感觉是科斯并没有提出公司的边界理论，它的理论提出的实际上成本的社会分布，成本在社会根本不是均匀分布的，当然，组织的边界不能单纯由成本来决定。海尔生态圈的提出意义重大，如果我们单纯从一个广泛连接的社会关系去看待这个组织的组织组成形态的话，我们往往会以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去看这个组织，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种新的空间形式，大质量的物质实际是质量在空间中分布的特殊情况。
生态圈跟相对论是一样的，其在组织理论中颠覆性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我们的组织历史一直是单靠稀缺的技术资源来维持的，技术在未来能否不再是组织发展的制约条件？这个可能很难，但是，生态圈的出现意味这着一种衡量组织有效性的新尺度的出现，那就是技术等知识资源的社会分布形态，生态圈实际是知识分布的密集区域，这样，就像历史的科斯定理一样，带来一种疑似，知识疑似在社会上被划出了边界，严格意义上说它造成了社会知识空间的弯曲，物质决定空间如何弯曲，而空间决定物质如何运动。
第二个重要的突破是组织从此不再处在一个狭小的组织边界中，组织被推入到一个至今没有发现边界的空间之中，组织的孤立性已经被取消。组织在历史上实际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它内部是市场的例外，它的外部是市场，在今后组织被压缩或者甚至是删除了内部，它本身已经被全部演变为市场，这是我们在海尔的生态圈看到的新的组织镜像，组织韦伯化的绝对时空开始了它的黎曼化的历史进程。
我们现在在中美两国看到了很多领域的平台化，这在美国被称为亚马逊化在中国被称为阿里化，这实际仍然是个短暂的阶段性的过渡，互联网又被当成了某种铜线抑或是光纤类的物理通信介质，它执行的任务是去加速组织内部的通信，或者是加速它与组织外部的通信，铜线与光纤并没有产生更高层次的组织进化跃迁：以知识为核心去重组组织，大规模的知识运动正在成长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轮廓，而不能只蜷缩在技术资源的分类中继续扮演着自己的形而下的角色。
在物联网大行其道之后，生产力的形态将会发生两个维度的巨大变化，因为近乎无成本连接的出现，作为生产力的物化形态的生产装备可以有更大范围和更多方式的组合，这个影响巨大，它将直接促成新的“被组织的范围”，生产力会从狭窄的组织院墙中冲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将会迎来决堤的生产力的冲击。第二个是生产力的后地理形态的社会创造力的组合，被组织好的大规模的知识供应将产生当量巨大的知识化合作用，这个作用可以形成良好的生产力拟像，这在知识创新的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罗清启）
(责任编辑：曹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