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PM2.5达标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国务院研究中心资源和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是今年新当选的市人大代表。此前，他曾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0年，他还曾经担任北京市安监局副局长，对北京市的情况非常熟悉；同时他又是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的常务理事，获得过环保领域的最高奖项“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对环保的问题具备专业的视角。

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代市长陈吉宁日前来到常纪文所在的通州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常纪文在发言中先开起了玩笑，“我此前公开质疑过，觉得北京去年完成PM2.5下降的目标有困难，没想到真完成了，现在我觉得要向你道个歉。”对此，陈吉宁回应，“研究中说一些和政府不一样的观点没关系，你不需要道歉，大气污染防治具有不确定性。你讲了，我们才有压力，才能更好地推进工作。”

人代会小组会的间隙，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常纪文进行了专访。

去年环保学者普遍担忧

北京市完不成任务

北青报：您曾经说对北京市去年将PM2.5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的目标有过担忧，并在公开场所表示了这种看法。您是在什么时候发表这种疑问的？

常纪文：去年年中，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一档节目中，我对北京市能否完成当年的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表示担忧。

北青报：为何会有这种担忧？

常纪文：当时并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我所认识的环保领域学者中，这样的担忧情绪是普遍的。

北青报：北京最终完成了这个目标是否超出预期？

常纪文：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市全年完成了预定目标，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才有了会上与陈吉宁代市长的互动。虽然很多人看起来是个玩笑，但这背后的故事，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不理解。背后是北京市政府和环保学界在这方面的努力和互动。陈代市长的回应让我们感到欣慰。

北京去年完成目标

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北青报：北京为何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很多人觉得是突然就变好了？

常纪文：北京PM2.5年均浓度下降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2013年“大气十条”发布以来，北京的大气治理经过多年的努力，突破了一个临界点。以前感觉好像治理起来比较缓慢，大气质量的改善也比较缓慢，甚至有些悲观情绪，觉得这得多长时间才能治好，市民的感觉是去年到现在的见效很快。但这是中央和北京市多年努力的结果，就像治病，吃了最后一服药病好了，不能说此前吃的药都没必要。所以，要看到这是多年治理的积累。也要看到郊区的贡献，城区已经没有什么污染源了，郊区去年完成的小散乱污企业的整顿，包括煤改清洁能源，都起到了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北京周边地区的努力，放到京津冀的视野里去。

北青报：也有代表提出除了政府部门的努力，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也有“天帮忙”的因素。你怎么看待代表们的这种观点？

常纪文：这个事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自然因素也占一部分，陈代市长在互动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但我们不能指望总是有“天帮忙”，所以政府部门下一步还是要持续发力。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2018年PM2.5浓度力争有所下降，说明任务仍然很艰巨。

北京下一步的重点

可以放在机动车污染源的治理

北青报：您认为北京市下一步治理大气污染应该从哪里发力？

常纪文：要重视科学手段，搞清楚污染源头，就是源解析，看各个行业“贡献”是多大，分析污染物从哪里来，必须通过监测，从数据里找到规律，才能出台针对性的有效措施。

北青报：您觉得北京主要的污染源都有哪些？

常纪文：机动车是重要的污染来源之一，现在的北京，经过疏解整治，污染的工业企业基本没了，但是几百万辆机动车，每天消耗了多少汽油，就能推算排放了多少污染物，堵车也会导致污染物排放增加。我建议接下来就机动车污染管理尝试地方立法，包括开展对拥堵费进行论证研究。当然，治理污染物不能只盯着污染物，比如堵车，根本问题是城市规划管理的问题，比如路网规划设计等，要从本质上找对策，优化路网，减少拥堵，就会自然减少污染。治理污染的根本在于治理“大城市病”。

对“大城市病”一定要展开动态研究

北青报：治理“大城市病”与环境保护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常纪文：我在通州团与陈代市长交流互动的时候就提过这方面的建议，这也是我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对城市病一定要展开动态研究，“大城市病”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讲的这些重点问题，可能随着城市的规划和发展而有变化，就像多年前沙尘暴曾让北京市很挠头，并加大了治理力度，几年前，治理雾霾又成为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头等大事。以北京城市副中心为例，北京市级机关将搬迁到位于通州区的城市副中心，还有一些功能和公共服务会向那边转移，通州目前道路拥堵状况不算理想，大量人口和功能的迁入，在规划上如何避免形成新的拥堵区域，这就是“大城市病”的变化，需要动态研究。

北京新总规

“以水控人、以业控人”的思路是对的

北青报：北京现在的许多工作都围绕新版城市总规来展开。新版总规与治理“大城市病”之间是一种什么内在关系？

常纪文：北京市新版城市总规提出的“以水控人、以业控人”的思路是准确的。城市总规出台前，征求了意见，我当时也提出了这些观点，总规就是“划出”生态红线，减量发展，服务行业和保障城市运行的人员是肯定需要的，但城市不能无限扩张，资源方面就没有这样的条件，让小散乱污企业退出北京，从产业上根据城市新定位进行疏解，人口也会随着功能转移。城市管理的精细化，科技的发展也是重要因素，比如大数据，听到市领导多次提到这些，对大数据也很感兴趣，对城市管理也有研究，我对未来5年的城市管理，包括“大城市病”治理，特别是空气污染防治，都充满信心。

小散乱污企业市场份额

将被更环保的企业占据

北青报：随着地方党委与政府层面对环保的空前重视，很多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工厂被关停，有观点认为这会影响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税收？

常纪文：以前的小散乱污企业不需要付环境成本，这样的时代过去了，严格环境执法，小散乱污企业不符合条件的关停，它们让出的市场份额，会被技术水平更高、更加环保的企业来占据。事实上有利于企业的做大做强，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经济利益是此前环保工作没有现在这样高效的核心原因，有些产业，能拉动经济发展，能带来税收，尽管污染，也舍不得关停。北京市现在在发展中强调“舍”与“得”的关系，这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也很有魄力。

不能因遇到问题

对环保的大方向产生质疑

北青报：环保领域的一些要求在客观上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去年在北方地区，由于煤改清洁能源，有些农村在取暖季来临后出现了供暖不足甚至断档问题。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该如何平衡这两者的关系？

常纪文：这只是暂时的问题，任何改革都有阵痛，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会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统筹，出台针对性的措施，下一年应该就会好很多。不能把这些暂时的问题当做长期性的问题，而对环保的大方向产生质疑和畏难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