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厦门市原副市长蔡景祥

人物名片

　　蔡景祥，1980年任同安县副县长，1983年任同安县委书记，1984年任市委常委兼同安县委书记，1990年底任厦门市副市长。现任市计生协会会长、市慈善总会会长，厦门老区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前右一）视察厦门农业，蔡景祥（前左二）是陪同人员之一。

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陈光毅（前左）视察厦门农业，蔡景祥（前右）是陪同人员之一。

　　这是一幢幽静的小洋楼，在厦门中山公园南门对面。三月温暖明媚的午后阳光从窗户爬进三楼，照在厦门老区建设促进会办公室桌上。精神饱满、满脸红光的蔡景祥坐在椅子上，高兴地打开话匣子，把他亲身经历的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一一道来。

　　“男人卷烟围一堆，抽半天。记工员闭着眼睛打工分。”这些话，现在听起来，有趣又生动，又觉得荒唐。但那是30年前厦门农村生产队每天出工的真实写照。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少的比干多的工分高，这种极端不公平不合理，生产效率极端低下的劳动组织形式，在当时真实存在。

　　“以前向农民征收统购粮、征购粮或者是定购粮。取消了就是农民不用交粮食了，不用背上种粮食的包袱。厦门在1985年取消粮食统派购制度，这在全国是率先的。厦门在全国最早放开水果和农副产品价格，商品率最高。”

　　30年前，历史并不遥远。可如今，蔡景祥一下子就变成七十多岁了。他说：“当时和现在，农民都叫我老蔡”。

　　他戏称曾“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有段时间厦门岛外修路，他负责征地拆迁和迁移坟墓。“半辈子与农村农民打交道。”老蔡说的“管空气”就是形容他管的“没钱的差事——农业”。

　　但所有从事这个“没钱的差事”的人，却见证了厦门改革开放前期的思想解放的历史；这个“没钱的差事”，却是中国千百年来历代执政者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这个“没钱的差事”的变革却是中国现代改革开始的风向标，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前奏。老蔡跟许多退下来的干部一样、跟许多还健在的老农一样，有幸参与了，经历了，见证了。

与项南的三次见面

　　前两次促膝而谈，最后一次是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邓小平，福建和厦门的改革开放离不开项南。两位老人在历史关键时期、在不同位置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历史车轮向前进。

　　厦门市委市政府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初期，在特区建设与农村改革的初期，也做了许多探索，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局部社会的发展。

　　老蔡说：“我与项南见面三次。前两次是促膝而谈，最后一次是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老蔡讲述与项南三次见面的背景和故事。

　　“第一次见面是在1981年初。当时项南初到福建任省委书记不久。他一到福建就开始下乡调研。那天他到龙岩、漳州调研，路过同安，就拐进来。当时，福建思想比较保守，福建在大包干、落实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方面，在全国处在落后的地位。项南此次调研就是为了加快落实中央精神，加快发展福建经济，同时也是一路吹思想解放之风。那天，已经下班了，项南转到同安县政府里。当时我住在县政府里。他遇见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就这样聊开了。

　　当时他问我，这里的农民对中央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和精神反映如何？这里贯彻中央的精神如何？我汇报说，农民积极性高，呼声强，要求改变大锅饭、改变没有效率的集中出工现状。这现状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主人不能做主，做主的人不种田。项南一听，目光一闪，很兴奋，叫我重复这句话并叫我解释。

　　我说，现在社队领导只能按照上面压下来的任务搞计划，他们既不种田，又不能按实际出发来指挥生产；而种田的人没有权力根据土地和个人需要的实际情况决定种什么，因此农民没有积极性，干群矛盾也大，劳动效率很低。

　　他对我说，别的地方都在干，要想办法干，不干就落后了。

　　“第二次是1984年2月。2月7日邓小平来厦门特区视察，项南陪同前来。邓小平走后，项南留下来，在市里开个座谈会。当时我是市委常委、同安县委书记，负责全市农村工作。项南说，他看见厦门火车站旁边还种着水稻、还有大片的菜地。我汇报农村和农业情况。他要求要具体研究一下特区农业如何搞？他提出特区农业要搞创汇农业，农业要调整产业结构，要走出新路子，要让农民多挣钱，他要求我带人到汕头看看人家如何养虾养鳗。我在会上反映说，农业要调整产业结构，必须让农民甩掉粮食包袱，压在农民头上的统购任务很重，农民为了完成这任务，没有余地来调整种养结构。项南的思想很开放，他说，甩掉粮食包袱可以探讨。”

　　“第三次是1997年11月中旬，与项南遗体告别，送他最后一程。许多福建的老乡都去北京为他送行。他是推动福建和厦门经济发展的功臣。他走了，但给我们留下许多精神财富。这次与项南的对话是另外一种方式，那是他以改革开放、奋斗不息的精神与我进行交流，是作为一名优秀老党员对我进行教育的。”

　　老蔡强调一定要写当时农民的思想很解放，积极支持变革。他说，改革没有农民支持是进行不下去的 ，农民对特区初期的建设贡献很大，要水给水要地给地。老蔡说，当年特区农民是奉献者，他们是特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如今厦门农村农民家中的手机数量已经超过锄头，电视机已经比畚箕多，电脑比手表多，摩托车、大小车比耕牛多，床比扁担多。

厦门农村的三次飞跃

　　我市现在许多驰名商标企业，都是当时从乡镇企业一步步得到政府的扶持发展起来的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但到1981年项南来福建上任，才推动中央这项改革精神在福建全面落地实行。老蔡说，改革初期，厦门农村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三次飞跃的。

　　1981年冬，厦门农村95%以上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4月，厦门农村全面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老蔡认为，这是厦门第一次农村农业大飞跃，农村思想大解放。

　　单靠土地承包制还不行，还要有配套的改革。林牧渔业也跟着改革。1982年，对农业、林业、渔业等主要生产资料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革除“大锅饭”平均主义。紧接着，1984年推行农村行政体制改革，撤销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结束“以粮为纲”，制定了“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并采取相关政策措施。

　　老蔡说，由于政通人和，风调雨顺，厦门农村经济发生质的飞跃。1984年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大增长。粮、油、糖单产连年创历史最高水平，农村经济活跃，从自给半自给的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化。多数农民生活改善，温饱得到解决，有了积累，购买力增强。

　　中国的改革，发轫于农村，开创于农民。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阶段，也是厦门经济特区初创阶段，农村的成功改革对推动城市各项改革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老蔡认为，取消粮食统派购制度，全部农副产品价格放开，搞创汇农业是厦门第二次农村农业大飞跃，农村思想大解放。

　　1984年在全国率先放开水果和水产品价格之后，1985年又由市财政拨款补贴，在全国率先取消粮食统派购制度，对全部农副产品实行市场调节，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以后粮票、油票、肉票、鱼票就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1985年，市委、市政府提出“稳粮扩经，大上两水（水产、水果），狠抓畜牧业，主攻乡镇企业”，“引进开发，出口创汇，服务城市，富裕农村”的发展战略，农村经济综合生产能力大突破。

　　老蔡认为，“乡镇企业打头阵”和大资金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厦门第三次农村农业大飞跃，农村思想大解放。

　　实施“乡镇企业打头阵”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鼓励和扶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我市出现多年农村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喜人景象。

　　老蔡说，我市现在许多涉农的著名和驰名商标企业，如惠尔康、银鹭、盛洲、如意、银祥等，都是当时从乡镇企业一步步得到政府的扶持发展起来。

　　全市以五大防御体系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全市农村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和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明显提高。修建农村公路，为发展高优创汇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