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网讯】　 统筹城乡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昭示了未来我国制度创新的一种倾向：考虑到我国区域空间的巨大差异，根据不同类型地区发展中的不同重点，设立不同侧重点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取得分类指导区域发展的经验和模式，似乎会成为一个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久文 ★沈家文

在人们对国家设立“新特区”越来越关注之际，第三个“新特区”尘埃落定：6月7日，国务院批准在成渝两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意义重大。

成渝为何能成为“新特区”

选择成渝两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体现了中央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维和协调区域发展的战略部署。笔者认为，有三个主要条件，让成都和重庆在“新特区”竞争中脱颖而出：

区位条件十分优越，经济社会发展的代表性强

成都和重庆的区位条件十分优越，其影响和示范效应，对全国性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作用突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在占全国国土70％的广大区域，形成了重庆、成都、西安等中心城市，成为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的增长极。成渝两市“新特区”的设立，会使两市在西部地区的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明显。同时，成渝地区的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和环境问题严重等特点，都代表了西部地区的共同特点。通过成渝两市来探索城乡统筹的区域发展模式，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经济实力雄厚，发展优势突出

2006年成都市的GDP达到2371亿元，重庆市达到3486亿元，均高于中西部的其他城市。经过多年的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已经确立了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优势、教育科技优势和市场优势，通过设立“新特区”使这些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能够顺利达成“新特区”设立的目的。

体制条件较好，具备了综合配套改革的经验

重庆作为四个直辖市之一，其管理体制在西部地区具有优势；成都作为四川省省会，近年来一直进行城乡统筹的改革实验，已经具备了相当丰富的综合配套改革经验。选择成渝两市设立“新特区”，无疑是西部地区体制改革最好的空间选择。

所以，在成渝两市进行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对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制度设计具有典型意义，能够起到完善国家发展战略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

成渝“新特区”的市场化意义

统筹城乡发展是多年来我国一直积极推进的发展战略。实践证明，由中央政府推进的城乡一体化，受到了区域发展环境的制约。所以，中央政府推动的、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参与的统筹城乡发展，就成为中西部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加快进行市场化改革。成渝两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举措。

首先，中央政府将调控资源配置的权限，一部分转移给了地方，使自上而下配置资源的体制出现松动，并且集中表现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资源上会有极大的改善，可以更多地发挥地方的自主性，这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政策需要，也是市场化改革的需要。

其次，从向上要政策，到地方本身的制度创新，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飞跃。地方政府摈弃保守的、不作为的思想，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权限内探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规律、新途径和新措施，其对广大区域的示范效应是很强的。

再次，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还很强，市场导向较弱。要克服这个矛盾，需要“新特区”提供经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归根到底还是应该来自市场，促进资本、产业、技术和人力等资源在区域内的市场化流动，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着力点所在。到目前为止，我国城乡统筹比较成功的区域，基本上是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展经验都证明，城市的发展、农村的富裕、政府的协调是缺一不可的。因此，把第三个“新特区”设立在西部地区，还有一个解决区域发展空间均衡问题的效应。

笔者认为，统筹城乡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也昭示了未来我国制度创新的一种倾向：考虑到我国区域空间的巨大差异，根据不同类型地区发展中的不同重点，设立不同侧重点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取得分类指导区域发展的经验和模式，似乎会成为一个趋势。

如何进行城乡统筹改革实验

在成都和重庆被批准为“新特区”之后，两市都马上提出了各自综合改革的试验设想。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中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解决城乡混乱问题，促进城乡空间合理布局的形成；

第二，解决城乡产业分工不明确的问题，确立城乡产业分工协作的新局面；

第三，解决城乡居民权利与义务差异过大的问题，建立城乡居民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