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时期，“中国大约还有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1950年中国进行土地改革后，农民的收入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也很快出现了社会分化。随着农业合作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农村建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之后的相当长时期里，农民首先不是被当作一种职业，而是被当作一种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身份，这是中国独特的社会阶层现象。这种身份特征，迄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分层。在1978年前的人民公社时期，内部虽然不存在明显的经济分层，但在政治上还是有阶层等级的，那就是身份等级，即政治身份和户籍身份等级。

    由于这个时期的人们在政治上是有着明确的阶级区别，所以不同阶级身份的人自然会受到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对待。在农村，享有非农户口的人在社会地位上明显高于其它人。就这样，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乃至文革，在农村内部铸就了一个经济上平均、政治上以身份为阶级划分标准的社会结构，而在城乡之间建起了一道鸿沟，阻滞了中国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变的过程。

    于是，28年来改革开放在中国农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就是对改革前形成的以身份为划分标准的世袭性阶层体系的冲击和变动，但没有彻底改变这个体系。为什么呢？一方面改革开放确实给农民自主选择职业的机会和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农民的身份制因素（特别是户籍身份）仍然在影响和制约着农民的社会流动。

    从1990年代以来，尽管城乡二元格局没有被彻底打破，但是城乡体制改革还是有了一定的进展，城市化过程也在不断推进。最近几年，国家把推进城市化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措施，一些省市也已经不同程度地放开了户籍控制，凡是进城能找到稳定职业的农村人口都可以落户城市，成为城市居民。

    然而农民对转变为城市居民的热情和兴趣并不高。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户籍制度改革并未改变与农民身份有关的相应制度，如用工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没有根本性改革。二是城市消费水平高，进城的农村人口承受不起。所有的一切只有当中国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群体，而是一种职业群体，并且在社会中的规模变得非常小时才能实现。

    这个时候，农民工成为了农村人口最容易选择的职业，因为大部分农村人口没有多少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而有的是劳动力资源，但是他们不喜欢务农，特别是农村青年，视务农为没有出息的职业选择，所以他们纷纷外出打工。同时，农村知识分子也大都转到城市或其它行业去了；农村出去的大中专毕业生也千方百计地不回到农村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村知识分子的来源。

    正是历史的沿革造就了城乡差距和当代农民阶层的困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两大现象使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更加扩大。第一个现象是大约有1-1.5亿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第二个现象是，城市向农村地区扩展。随着城市的扩展，周围大量的农田被吞噬。千百万农民到城市打工感到自己被当作二等公民。在城市的农民工得不到城市住房，他们的子女不能上学。生活非常紧张，收入微薄。

　　本来，这些农民工的唯一安全感就是他们回到家乡还有一块土地。可是，就是这一点点土地现在也受到了威胁。在中国，农田归由集体所有。从理论上来讲，每一个村庄拥有它周围的土地。过去，农田曾经几乎不值什么钱。但是随着中国城市不断发展，现在对农田的需求非常高。在全国各地，土地纠纷有时演变成暴力冲突。

　　农民的愤怒和不满与其说是针对贫穷，不如说是针对不公。农民看到他们的土地被强行征用，建造豪华住宅。地方官员中饱私囊，而农民却得不到任何赔偿。农民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和工厂玩命打工，所得的微薄工资却被唯利是图的工厂老板骗走。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大上承诺要给农村带来繁荣。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制度的话，中国的八亿农民将继续成为二等公民。
 
    中国在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的目标中，消除贫困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政府希望利用财税优惠办法来减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消除社会的矛盾。中国最近五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国民收入都在不断地提高。但是在令人瞩目的经济成绩单背后，中国广大的农民却没有充份地享受到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