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各级政府几年来不懈的努力，在不少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正在陆续享受与城市户籍学生同等的待遇，但是，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农民工子女在九年义务教育期后必须回原籍升学。对于很多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但是没有取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工第二代来说，初中毕业，往往就意味着辍学。(2月18日新华社“新华视点”)

事实上，这不是农民工子弟才遇到的问题，而是所有没有取得移入地户口的移民二代共同面临的问题。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的一项调查显示，初中毕业后，有约一半来上海的农民工子女留沪跟随父母一起经商、帮工，或进入成人中专、技校或其他中等学校就读，另有一半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散落在社会之中，处于就学就业两难境地。

在这种就地读高中难的背后，蕴藏着中国未来社会的风险：一部分移民二代可能因为受教育权的不平等而被边缘化，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显然，这不是社会发展的正常方向。

目前，导致移民二代不能就地读高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现行高考和户籍制度问题。比如在上海，移民二代读高中可以，但是高考却麻烦。例如，上海高考是自主命题，全国其他一些省市高考或考全国卷，或考地方卷，移民二代在上海读高中，用什么教材是个大问题，因为按规定，应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其二是目前教育经费都是按户籍下拨，比如一个安徽籍农民工的孩子在上海读书，但这个孩子的教育经费是下拨到安徽的。因此，移民流入地政府普遍不愿意承担移民二代的教育责任。

成因看似复杂，但其实要改变也并不难，诸多环节只要有一个环节松动，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比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户籍改革如果实现突破，这一切就不再是问题。退而求其次，只要我们定位好高中阶段的教育性质，就能做到对症下药。

高中教育到底是政府责任为主，还是市场化为主的非义务教育？从长远趋势看，普及12年义务教育应是趋势，那么高中教育就应该是政府责任为主。而以政府责任为主的话，从公民权利角度看，当然就是在哪里纳税就在哪里享受权利。因此，流入地政府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如果是政府责任，则牵涉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分摊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类似教育券制度，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拨款落实到受教育者个人，券随人走。

如果我们把高中教育看成市场责任为主的非义务教育，则根本不应该存在经费体制导致移民二代上高中难的问题。政府应该全面开放高中教育市场，即使高考还须回户籍所在地，只要教育主管部门稍稍修改一下“户籍+学籍”的高考管理规定，北京上海诸如此类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都有可能出现“四川班”、“福建班”、“贵州班”，教材问题自然被市场所解决。

关键是要切实认识到移民二代平等受教育权实现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切实站在公民权利和未来城市安定的角度，而不是眼前方便管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其实现在很多城市已经认识到户籍改革和教育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比如上海市市长韩正日前在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就表示，上海高校将逐步增加招收外省区生源的学生。对此，上海几所部属重点高校的校长都表示赞同。(《中国青年报》1月25日)

户籍改革和教育改革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局部突破，因此，谁要是率先改革，谁就可能首先成为更多承担教育投入责任、更少享受高招指标特权的“牺牲品”，而且有可能形成“洼地效应”，率先改革的地方引来全国各地外来人口为享受该地的教育“特权”而加速涌入。这或许就是各地尤其是大城市普遍缺乏户籍改革和教育招生制度改革动力的主要原因。因此，教育招生制度改革和户籍改革必须纳入“全国视野”，必须由全国人大或中央政府进行全国统筹，实现全国一盘棋，而非让各地各行其是。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教育领域的改革乏善可陈，户籍改革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是时候以全国一盘棋的思路来思考和统筹安排教育和户籍全面改革了，否则，只靠一个城市的自觉行为，将有可能因其“不堪重负”而难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