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鸿：东岳庙服务信众 创建和谐道观

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发展迅速，大量国际文化流入我国，对我们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少的作用。然而，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却也在不知不觉间流失。以宗教为例，道教起源于我国，道教文化久远而深邃，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民俗、历史人物、佛教等等方面的文化，单单在诵经所需的乐器上，便以失传了不少。

历史文化的保护需求非常迫切。北京东岳庙的现任住持袁志鸿道长青年入道、两次受箓，在中国道教协会教务部门主持工作余载，他几乎走遍了我国所有的道教宫观，翻阅了无数的道教经典，用心研修道学，立志阐扬道教精髓。为道教文化的保护与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袁道长自入道以来，既向书本典籍学习，也向实践学习，向各地宫观的高功大德学习，从而奠定了他扎实的道教学术功底，成为当代道教界为数不多的学者。袁志鸿道长在报刊杂志上先后发表文章数十篇，著有《道教神仙故事》等著作。“我的专业就是道教教务，这是一项涉及面很广又很复杂的业务，如果不学习，真的是无法工作。”袁道长坦言，他著书的过程是对道教教义和文化精髓学习、思考、理解、认识、实践的过程。

因为长期负责中国道教协会的教务工作，袁志鸿道长熟悉道教界的内部情况，身处道教发展的洪流之中，时时有所感触，他的作品大多针对道教发展的具体问题，言之有物。袁志鸿道长对自己所信仰的道教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但对当代道教界出现的问题又非常担忧。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处在社会转型期的道教界出现了“庸俗现象”，对此，袁志鸿道长疾呼：“宗教就是宗教，道教宫观是宗教活动场所，不是企业经营单位，即使名山胜地中的道教宫观场所也不应刻意去为旅游经济服务。”袁道长借用南北朝著名道教改革家寇谦之的“清整道教”一语，清晰地表述了他对中国道教现代转型的认识和期盼。

2009年初，北京市宗教局申建军局长来到东岳庙看望道长们，对袁志鸿道长的学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袁道长是道教界的学术带头人，希望他在办庙方面成为全国的带头人。我们也希望，袁道长用他的学识，为道教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北京东岳庙的历史从元延佑年间开始书写，在历代更替交错时期，遭受了多次劫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亦遭受了劫难。在文革时期不少文物遭受到毁坏，令人深感惋惜。北京东岳庙是著名的古道场，但近代以后一直被占用。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经与相关部门协商，2008年1月14日，东岳庙恢复为道教活动场所，袁志鸿道长率道士入住这座古庙。袁志鸿道长反复强调东岳庙必须“道是道，庙是庙”，必须坚持不懈地致力于“道团”专业能力和素质的提升，如法如仪地开展道教的科仪活动。袁志鸿道长领导的东岳庙庙务民主管理委员会，始终注重制度建设，强调以制度管人、管事、管钱、管物。袁志鸿道长表示，强化制度管理，不仅是东岳庙现实的需要，更是道教界建设纯正道风的需要。

现代丛林应拥有高素质的教职队伍，东岳庙场所筹备伊始，袁志鸿道长就注重高起点选拔人才，同时，他也注重用博大深广的道教文化吸引青年人。如今，东岳庙道士中有4位拥有学士学位，其他的也主要是大专学历，年轻化、知识化的道士成了东岳庙教职队伍的主体。同时，袁志鸿道长不忘进一步加强对年轻道士的专业培养，东岳庙自2008年3月正式开放以来，已陆续开办了3期科仪技能培训班，聘请科仪专家来道观授课，使东岳庙科仪组在实际操作中做到技能娴熟，内容丰富，流程规范。

袁志鸿道长于1982年进入江苏茅山从事道教事业，协助老道长们管理茅山的道观。当时，袁志鸿道长凭借自己年轻，有使不完的劲，一方面不停地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一方面带领道众搬木运石，恢复道场，修复道观。1985年，茅山道教协会成立，袁志鸿道长被选举为副会长兼秘书长。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袁志鸿道长的夫人总是感叹袁道长当时的繁忙，“每天基本上见不到人”。正是凭着这股锲而不舍的精神与干劲，袁志鸿道长使茅山宫观在仅开放一两年的时间里，道教徒的生活就得以自养，还能自筹资金维修宫观殿宇。袁志鸿道长常说：“我庆幸自己接触了道教，并将其教义精神作为自己信仰的支柱。”因此，无论袁志鸿道长管理哪座宫观，都将道场的神圣性放在首位。

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及重大道教节日，东岳庙都会举行法会，这成了东岳庙恢复开放后的一道新的信仰文化景观，获得了社会的好评。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东岳庙举行了为期10天的“祈祝奥运吉祥、国家昌盛、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道场法会，为国家、为奥运祈福；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袁志鸿道长带领东岳庙的道士们精心筹划，隆重举行了为期10天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祈福迎祥大法会”，祝愿国家强盛、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道教是唯一起源于我国宗教，历史悠久。北京东岳庙始建于元延佑年间，道教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宗教，各个民俗故事深入人心，甚至延伸到节日当中。自古以来，便与我国的统治者及平民阶级有很深的渊源。帝王们经常到北京东岳庙进行参拜、祭祀等等，平民亦经常去祈祷还愿。

道教教义在封建社会时期便已经存在了男女平等这样先进的思想，这是不可多得的。也因为道教先进的教义，并且善于吸收各类优秀文化，道教的发展相当迅速。到明清时期，帝王们更是册封北京东岳庙为官庙，进一步加深了东岳庙与官场的联系。

文革期间，北京东岳庙不少文物古迹被毁。值得庆幸的是，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经与相关部门协商，2008年1月14日，东岳庙恢复为道教活动场所，袁志鸿道长率道士入住这座古庙。轻烟袅袅的古刹再次步入了历史发展的河流。政府兴建了民俗博物馆，并且修复了大量的古迹。

现任住持袁志鸿道长追忆流年，称自己是道教文化的受益者，更是道教的守护者。作为东岳庙的当家人，袁志鸿道长一心想着如何管理好东岳庙，如何为信众服务。值得一提的是，袁志鸿道长对于政府能将东岳庙归还道教界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北京市朝阳区民宗办的领导下，东岳庙庙务民主管理委员会已与朝阳区文委共同连续举办了两届东岳庙春节文化庙会。

在对东岳庙的管理工作上，袁志鸿道长始终坚持将庙务安全放在第一位，不仅主动规范燃香规格，而且注意燃香点的安全管理，各殿堂内、外燃香点都有专人看护。卫生方面，袁志鸿道长领导的庙务民主管理委员会采取了由点及面的方式，各个殿堂、香炉、法物流通处的工作人员都各司其职，中心区域则有专职保洁工负责，不留盲点，保证了庙区环境卫生。

袁志鸿道长还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弘扬道教有益社会的文化精神。在今年东岳庙庙会的“百姓讲坛”上，他们为来东岳庙的香客游人宣讲了道教养生理念。今年初，庙务民主管理委员会经过努力和协调，要求北京市民俗博物馆将原悬挂在东岳庙岱岳殿周围的福牌清除，代之以道教有益于社会的警句、名言等内容，让来庙群众直观地感受道教传统文化精神，引导正信，提升民众修养，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北京东岳庙与北京市民俗博物馆共处一院，针对当前的特殊情况，袁志鸿道长带领庙务民主管理委员会，遇事主动与博物馆有关人员沟通协调，并经常教育教职员工要一切从大处着眼，积极致力于东岳庙的和谐稳定。为东岳庙能够更好的服务信众，袁道长带领弟子为创建和谐道观而不断努力着。

北京东岳庙位于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的北侧，原是道教正一派在中国华北地区的第一大丛林。在元延佑年间，张道陵的三十八世孙张留孙被元成宗封为玄教大宗师后，深感当时全国各地都有祭祀东岳大帝的东岳庙，而大都却没有，于是便出资在齐化门外购置了土地准备兴建。但未及开工，张即已去世。其弟子吴全节继任为大宗师后，继续推动了建庙事宜，最终在至治二年（1322年）正式开工建设，到第二年（1323年）落成，被朝廷赐名为“东岳仁圣宫”。

各大宗教的历代住持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重要因素，住持的德行高深，往往会吸引众多信众前往学法。道教亦不例外，北京东岳庙历代住持为我们展示了首都道教的风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当时庙里的华明馨住持阻止了萨震德屠杀当地的居民恶行想法，绅商百姓对华住持非常感激，联名给他送了一块长六尺、高二尺、黑底金字、周围绘着龙饰的阳文大木匾。匾上刻了“大德曰生”四字。华表示不敢接受，于是就在“大德曰生”四个字的正上方添了一个“献”字，表示是供献给神灵的。这块匾后来挂在育德殿的正面。

现任北京东岳庙的住持青年入道、两次受箓，在中国道教协会教务部门主持工作20余载；他几乎走遍了我国所有的道教宫观，翻阅了无数的道教经典；他既有深厚的道教教义传承，又有实际的道教工作经验；他是正一派道士，却参与了改革开放后全真道所有的传戒活动。他就是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教务处主任的袁志鸿道长。

走进袁志鸿道长的办公室，发现这里与北京东岳庙高大宏伟的殿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房间里除摆放下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柜之外，仅剩下供一人行走的通道，书桌上堆放的书籍几乎把1.8米身高的道长湮没。这里是东岳庙殿堂后的一排简易平房，虽已是春和景明的4月，房屋内却寒冷依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自2008年1月以来，袁志鸿道长带领着东岳庙的道士们与相关单位沟通协调、建章立制、做好庙务、接待信众，向公众展示了东岳庙及首都道教界的良好风貌。

袁志鸿是顺德榕桂镇退休校长，自1996年开始，连续十年不间断扶助社岗村贫困学生60人，扶助资金共6万多元，社岗村民、干部一谈起袁志鸿无不夸赞。

1996年飞来峡镇社岗学校与顺德榕桂小学结成手拉手学校。袁志鸿获悉社岗学校一些学生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小小年纪就辍学，他深感惋惜和同情，于是决定每年资助4位贫困生学费，每学期每人200元。十年来，他共资助贫困学生学费3.2万元，并且每年两次到社岗学校和贫困生家中进行家访，鼓励贫困生努力学习。

袁志鸿不仅自己掏钱帮助贫困学生，而且还发动身边的师生和亲戚朋友有钱出钱、有物献物，参与扶贫助学活动。4个亲戚朋友也在他的热心动员下，在社岗学校扶助20名贫困生，资助金额达2.8万元。

10年来，在袁志鸿及亲朋好友的资助下，社岗村的60名贫困学生已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有些学生已进入高中就读，有些在奔康致富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历代主持的德行甚高，感化着世人，展示着首都道教的风范。

北京东岳庙是元、明、清历代帝王所注重的宗教场所，多次有帝王前去拜祭，与帝王、官场结下不解之缘。从明代开始，便被敕封为官庙。正因为是官庙，东岳庙与宫廷的关系十分密切，近代也演绎了不少传奇故事。

北京东岳庙里有御座房专供帝、后来庙时休憩。帝、后去东陵祭祖时，出朝阳门外，东岳庙是第一个茶站。在封建时代，嫔妃选进宫去，同家里亲人很难见面。但嫔纪随同帝、后去东陵祭祖，路过东岳庙时，便可约家人会面。当皇帝、皇后驾临东岳庙时，庙里的正、副住持都要穿上带“补子”（道袍上绣飞雀以表明品级）的道袍、朝靴，手持“手香炉”跪在山门外两旁接送。皇帝来时自带宝座，走时带走。宫里太监也常来庙传差、办事，有差的不用招待，没差来时，由庙里招待。清末时有几个太监，如安德海、李莲英、张德福等都常到庙里来。民国十三年(1924)溥仪离宫时，有几个太监出宫后不愿意回家，就住在东岳庙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未进北京以前，北京齐化门(即今朝阳门)、东直门、东便门一带的居民在“保清灭洋”的口号下，纷纷参加了义和团。就在东岳庙的弓房里设坛、练武，有的团勇就住在庙里。义和团失败以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它的前站就住在东岳庙的后楼和东西跨院。前站包括德、法、日三国的军队，指挥是一个德国人，名叫萨震德。他们把庙里历代传下来的文玩、书画、经卷、祠堂里的画像以及所存的珍贵物品洗劫一空。只有成亲王写的八扇屏没有劫走，因下面落款写的是“皇十四子”(外国人不知皇十四子是谁)。他们把要掠走的东西都列成表，强迫当时庙里的华明馨住持签字，当作赠品。萨震德还对华住持说：“齐坏(化)门，没有好人，他们杀了我们的人。”恶狠狠地表示要屠杀当地的居民进行报复。华住持对他说：“你们不要冤枉好人，你们做事要留德行。”萨震德听了以后，没有逞凶就走了，齐化门一带的居民因而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八国联军走了以后，齐化门、东直门、东便门、关厢的绅商百姓对华住持非常感激，就联名给他送了一块长六尺、高二尺、黑底金字、周围绘着龙饰的阳文大木匾。匾上刻了“大德曰生”四字。华表示不敢接受，于是就在“大德曰生”四个字的正上方添了一个“献”字，表示是供献给神灵的。这块匾后来挂在育德殿的正面。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清末封建社会垂死的挣扎，资本主义新概念的注入，无数爱国人士希望为中华民族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这个大转变的时期，各种阶级力量的共存，导致了社会空前的动荡格局。北京东岳庙也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经历着战火的洗涤。

民国军阀混战期间，不管是谁占据了北京城，都要在东岳庙驻兵。壬子年间(1912年)，军阀曹锟第三镇在东岳庙里驻军，管带叫刘文明。那年正月十二日朝阳门外兵变，抢劫了广隆当铺，劫后起火，火势向东蔓延，眼看要危及东岳庙。当时庙里钟、鼓两楼里都存放有军队炮弹，如果烧到这里，方圆一里内势必炸成火坑。刘找到庙里住持华明馨商议，叫道士们赶快收拾财物躲到安全地带去。华住持说：“一般道士可以出去躲一躲，主要负责人不能走，应与庙同归于尽。”不料火烧到庙西邻香蜡铺处就熄灭了，大家认为“这是庙里大帝显圣”。那些住在东岳庙里的官兵看到七十二司尽是些因果报应的故事，也觉触目惊心，所以他们在庙里不敢胡作非为。有的一心想升官发财，便在庙里求神许愿。

东岳庙在明、清两代香火极盛。东岳庙庙大神多，“善男信女”不论是求福、求寿，还是为消灾除病、报冤雪恨的；或是五行八作企求生意兴隆的，都到东岳庙来烧香求神。东岳庙所在的朝外大街地处东通通州东八县和天津的交通要道，是个热闹的城乡集市，人们来烧香，又可赶集。这样，东岳庙的香火也促进了朝外大街的繁荣。当时朝外大街有些商店远近闻名，如永星斋的糕点、泰源亨纸店、宝记茶庄、元顺永油盐粮店、聚样益布店、梧树楼首饰店、元发铁器铺、天馨楼香蜡铺等。这些商号在当时多是随着供应香客的需要而发展兴隆起来的。

这大概也得益于不少官绅名士的拜访，例如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大军阀曹锟的一个刘姓的老婆，住在天津英租界，她来北京东岳庙进香许过愿，要重新油饰彩画东岳庙。她出钱由庙里经修，前后两次花了大约现洋三万元。另外，东岳庙独有的六根旗杆因年久失修，是一个叫松佑亭的施主重新给旗杆披麻、挂灰；后来又由梅兰芳把这六根旗杆从上到下全用铁皮包上，以防腐朽。想来这也是当时的名人效应吧。